人民版选修《探索历史奥秘》专题一下载

一    历史的由来  口传的历史  历史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历史？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应当追溯到人类文明最远古的时代。 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在文字产生之后，逐渐开始用文字记录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人们通常把这种记录称做历史记录。但是，在文字出现之前的更早的历史记忆，还有更为原始的形式。 最早的历史，应当是通过口述的形式传承的。许多民族的祖先传说，虽然有经过历代加工渲染以致神化的特征，但是其中却往往是有历史的因素存在的。有的学者把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出现之前的时代，称做“传说时代”。
 
人们注意到，在早期发展的各民族中，人类最初的历史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这种用传说的形式留传下来的历史和文献记载的历史有所不同。传说时代的历史的可靠性要差一些。但是，远古时代的传说，也多是有历史的根据的，并不是随意编造的。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五帝本纪》是第一篇。司马迁非常重视“五帝”事迹在民间传说中的渊源。他在各地调查采访时发现，“五帝”传说流布广泛，各地民间“长老”对此都津津乐道。司马迁所记述的，只是选择了其中符合“雅”的规范的内容。他在《三代世表》中表示，对于传说中不能确定的内容，应当取谨慎的态度。

对于含有历史因素的传说，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正如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关于伟大人物们的传说中，事实和神话传说的混合，证明着带有怪异性虚构的传奇却能具有历史事实的基础。但是，由于这种情况，神话学者们就动用了一系列的手段来把传奇变为历史。这样一来，他们就使本来想加以解释的神话没有意味了，而把本来想加以丰富的历史歪曲了。” 在文字记录的历史已经相当成熟之后，许多历史学者依然肯定口传历史的意义。人们在抢救民间口传的史诗，有些人的历史记忆以“口述史学”的形式受到重视。  

结绳刻木 
据说，在文字没有出现以前，远古时代的人们用在绳上系结的方式记事。在《庄子》和《周易》中，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
结绳记事有“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的形式。秘鲁考古人员发现了古印加人的记事绳，每根记事绳的长度约为100米左右。当地考古学家认为，这些记事绳对揭示古印加文明的神秘面纱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结绳记事是古印加人在没有文字的年代用以计算和记事的一种方法。传统的记事绳是用羊毛或骆驼毛编织而成的，最多被染成7种不同的颜色。古印加人通过记事绳上结的形状和大小、结与结之间的距离以及每个结在绳上所处的位置，来记录他们生活中各种重要的事情。当时的统治者通过传递记事绳来了解各地的收成、税收、账目情况以及敌情等。

中国史书记载，一些古代民族如鲜卑族、吐蕃族等，都经历过“刻木结绳”和“结绳齿木”的阶段。所谓“刻木”或者“齿木”，就是在木头上刻划符号，或者凿出缺口。这是记录历史、增强事后的记忆的另一种原始形式。
 
历史画像

早期的历史，还有图画记录形式。在古代文物遗存中，有一种刻画在岩石上的带有原始风格的美术作品，人们通常称之为“岩画”。岩画有彩画、线刻、浮雕等形式。岩画既是艺术作品，也是历史记录。

旧石器时代岩画以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洞穴遗存为代表，画面的主题是作为狩猎对象的动物。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岩画的分布相当广泛，北亚、西欧、北美以及北非、东非、南非等地都有发现。岩画中逐渐出现了结构复杂的狩猎、战争和各种仪式的场面。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岩画，又出现了反映农耕生活和宗教仪式的内容。中国许多省区都发现了古代岩画。
用图画记录历史，是一种生动的形式。在文字记录的历史相当成熟之后，这种形式仍然得到继承。

汉代的画像石上，多见表现历史故事的画面；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就描绘了墓主生前转仕各地的历史。

据史书记载，汉代以来许多王朝的皇帝，都在专门确定的宫殿中描画和陈列功臣的画像，作为表彰和纪念。据《旧唐书•太宗纪下》记载，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诏令图画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

史官和史学    

 史官的职务很早就已经出现，老子就是著名的史官。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专职史官“太史令”。他是继承父亲司马谈担任这一职务的。司马迁的《史记》，最初就定名为《太史公书》。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一个有关史官记录历史事实的著名的故事。鲁宣公二年九月乙丑这一天，赵穿在桃园杀了晋灵公。赵盾出奔，还没有走出国境就返回来，重掌职权。太史董狐记载：“赵盾杀死了君主。”并且把这一记录向朝廷公布。赵盾说：“不是这样的。”太史回答：“你是朝中的正卿，出奔没有离开国土，回来又不惩办凶手，不是你杀死了君主还是谁？”

赵盾叹息道：“唉，《诗》中说‘我出于怀念之情，自己却不免忧患’，说的就是我啊！”孔子说：“董狐，是优秀的史官，依照原则直书史事，不加隐讳。赵盾，是优秀的执政官，因此而蒙受恶名。可惜啊，他当时如果走出国境，就可以免除弑君的罪名了。” 宋代名臣文天祥在狱中作《正气歌》，其中就有“在晋董狐笔”的诗句，赞美古代史家记录历史时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的精神。

史官对于君王，是以服务人员的身份侍奉左右，他们的地位并不高。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史官的地位等同于艺人倡优，他们在社会上也不受到尊重。但是，由于专职史官的出现，专门的史学逐渐成熟并且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作用。
 
早期的历史记录有哪些形式？

（赵王）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御史，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设置的在国君身边主管文书和记事的官员。蔺相如故事中的“秦御史”和“赵御史”记录的文字，是不是有历史记录的意义呢？

汉画像石

汉代有些墓葬用石刻画像作为装饰，这些画像石原先大多施加彩绘。画像的题材内容，反映了和墓主有关的生产和生活场景，有的也含有天象、神话、祥瑞等内容。古代圣贤和忠臣孝子的故事经常被作为画面主题。  

二  历史的积累

 孔子作《春秋》     

在中国的文献遗存中，史学著作占有非常大的比重。
 
中国传统史学的成果号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这些论著，丰富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内容，也充实了人类知识的宝库。就中国史学的学术积累而言，以正式按照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图书分类的《隋书•经籍志》为例，其中所著录的史部书籍多达13264卷，竟然占到经史子集四部合计总数31694卷的41.85%。
 
明代学者王阳明认为，《五经》也是“史”。清代学者章学诚又提出，《六经》都是“史”。按照这样的说法，在史部以外的著述中，其实也多有史学成就。比如，列入儒学经典之中，据说为孔子撰著的《春秋》，原本就是历史著作。

《春秋》是以鲁国史为主体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全书按照鲁国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二位君主的次序，简略记述了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的历史。今传本《春秋》相传是孔子删削《鲁春秋》而成。

孟子说，春秋时代，世衰道微，出现邪说暴行，甚至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情形，孔子担心世风败坏，于是作《春秋》。孟子又说，孔子完成了《春秋》，对于“乱臣贼子”形成了一种文化威慑。可见，《春秋》这部历史书的政治倾向是十分鲜明的。 《左传•成公十四年》引录“君子”的说法，认为《春秋》坚持“惩恶而劝善”的宗旨。这部史书文字简练，儒学人士以为其中每个字都暗寓褒贬之意。所谓“春秋笔法”，成为中国古代不少史学家追慕和模仿的一种风格。

关于《春秋》一书的作者，历来存有争议。汉代学者董仲舒、司马迁等人，都认为孔子曾经作《春秋》。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则在《史通•惑经》中举出了12条理由，对孔子作《春秋》的说法表示怀疑。 
 

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生年说法不一，一说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开始游历天下山川，重视探访重要的历史遗迹。此后不久，司马迁仕郎中，以汉武帝侍卫和扈从的身份多次随驾出巡，并曾奉命出使巴蜀。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曾经参与主持制定新历，此后开始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获释后，司马迁担任中书令，他忍辱发愤，完成了《史记》一书的撰著和润饰。

《史记》全书130卷，是一部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代的中国通史，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作之一。作为史学著作，其内容之完整，结构之周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史记》以人物《纪》、《传》为主，辅以《表》、《书》，合编年、纪事诸史书文体之长，创造了史书的纪传体新体裁，成为此后两千年王朝正史编纂形式的规范。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之后，人们才开始称这部书为《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述政治史的同时，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也有十分生动的记载。在司马迁笔下，有成就的学者、商贾、医生、游侠和农民领袖等人物的事迹，与帝王将相等政治活动家同样受到重视。他热情赞美游侠的侠义精神，大胆揭露酷吏的残暴行径。司马迁在颂扬汉武帝历史功绩的同时，又敢于指责他放纵自己的私欲。  

二十四史 

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按照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4大类。其中的“史部”，又分为15类，第1类就是“正史类”。

所谓“正史”，是指以君主的传记为纲领的史书。《四库全书》确定以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为正史，当时诏定为正史。正史在史书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其意义可以与儒学经典相匹敌。
在“二十四史”中，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位列最先，历来被看做中国古代史学最重要的经典。《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通常被称为“前四史”。此后又有记录两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晋书》和“南朝五史”、“北朝四史”，记录隋唐五代史的《隋书》和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记录宋辽金历史的《宋史》、《辽史》和《金史》，记录元代和明代历史的《元史》和《明史》。 中国传统史学往往以帝王将相作为历史的主角，以政治斗争作为历史的主体，因而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全貌。这一特点，纪传体史书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种史书体裁的优点，是便于考察和分析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的活动状况，同时分门别类叙述典章制度，使有关历史状况能够比较清晰。   《资治通鉴》      编年体史书采取按年月日顺序记述的体裁。中国古史，从《竹书纪年》、《春秋》、《左传》，以及后来的《汉纪》、《后汉纪》与《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都采用这种体裁。 编年体史书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容易将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表述得比较明白。缺点是记事前后断裂，首尾难以连贯，历史人物的生平以及典章制度的原委也难以详知。

《资治通鉴》是北宋名臣司马光主持编纂的大型史书，前后历时19年，他自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294卷。
 
《资治通鉴》通过历代政治史的演变，评价各种政治理论的优劣，比较历代政治实践的得失。自东周到后周的治乱兴亡，都经司马光和他的写作班子进行了记述和总结。 

简要说明《史记》的基本特点。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自述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时说：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在《史记》的其他篇章中，他还说到在其他地方的行旅经历。司马迁行历四方的实践，对于他的史学成就有什么作用？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编纂的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4部44类。其中史部占的类别最多，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类。 

历史记载的可靠性

……现在我们来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历史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历史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小说里的历史故事    

中国早期的小说，就有反映历史的特点。按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说法，叫做“或托古人，或记古事”，而“记事者近史”，这类小说有和历史书相近的特色。有的古小说，甚至被目录学家编列在史部的杂传类里边。当然，历史小说和历史不同，有虚构和夸张的成分。 罗烨《醉翁谈录》甲集说到“小说”的源流，起初就有“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的主题，而所谓“三国志诸葛亮雄才”等，很早就已经成为说唱文学的传统节目。

宋代以来，已经有“讲史”的高手。三国故事，已经通过这种文学形式深入人心。当时，“说三分”已经成为主要节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写道：“说《三国志》者，在宋已甚盛，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以“说三分”为主题的作品，明代又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三国故事在社会上家喻户晓，可能和《三国演义》这部书的传播有很密切的关系。

中国文学遗产中可以看做历史小说的作品还有很多。其他古典小说里面，其实也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据说毛泽东读一些古典文学名著，就是作为历史书来读的。他曾经说，《聊斋志异》可以当做清朝的史料看；《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他曾经多次说过，《红楼梦》他至少读了五遍，是把它当历史读的。

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经说，《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也是一部有价值的史书。曹雪芹通过对宝玉、黛玉爱情故事的描绘，也写出了清朝一代的社会面貌。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史的描写，反映了18世纪中国社会的衰败景象，有人把这部书比做清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可以说，这部古典文学名著揭示了18世纪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各方面的景况。

历史剧 

古代戏剧，是反映丰富的历史迹象的文化形式。中国传统戏剧有大量的剧目直接取材于历史故事。

对历史题材的特殊钟爱，往往使得同一故事作而又作，不惜重翻旧案，蹈袭前人。比如，吴国攻楚、占领楚都城后，楚臣申包胥往秦国求援的故事，宋元南戏有《楚昭王》，元剧有《楚昭王疏者下船》，清剧有《申包胥》等。韩信故事，宋元南戏有《淮阴记》，元剧有《淮阴侯韩信乞食》、《穷韩信登坛拜将》，明剧有《千金记》，皮黄剧有《楚汉争》。又比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有学者统计，不同剧种的存留剧目竟然有14种之多。而据研究，自元代起，人们所熟知的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剧目和曲名，就已经有近20种。 中国戏剧的取材，多数跳不出历史故事的范围。这对于戏剧的发展造成了局限，但是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却有相当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后，顾颉刚等学者开始借鉴西方现代科学方法来更新自己的治学方法，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于是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掀起一个新的辨伪浪潮。他们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古史辨伪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印成《古史辨》，“古史辨”由此成为一个学派的旗帜。根据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我们知道，他的历史思索，竟然受到戏剧的启示。顾颉刚写道，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经成了一个“戏迷”，但是在“心爱着戏剧”的同时，又在“替它深思”，“深思的结果，忽然认识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从史书到小说已不知改动了多少（例如诸葛亮不斩马谡而小说中有挥泪斩马谡的事，杨继业绝食而死而小说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从小说到戏剧又不知改动了多少，甲种戏与乙种戏同样写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点的不同。一件故事的本来面目如何，或者当时有没有这件事实，我们已不能知道了；我们只能知道在后人想像中的这件故事是如何的纷歧的。推原编戏的人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实迁就于他们的想像的缘故，只因作者要求情感上的满足，使得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预期的步骤和结果相符合。”

许多民族都有叙述英雄传说或者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人们通常称这种诗作为“史诗”。而对于能够反映重大社会变迁的有历史意义的诗作，人们称之为“诗史”。比如，杜甫的诗，在唐代已经被称做“诗史”。唐人孟郊有“下笔证兴亡”的诗句，说明有的诗人已经有以诗歌记录历史的自觉。
 
一般诗人对所见所闻及所经历的事情的记述，虽然原本并没有“证兴亡”的动机，但客观上也往往能够反映历史。一些史学家注重在古人的诗作中发现历史信息，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有的学者在元稹和白居易的诗中探索当时历史的痕迹，有了新的发现。有的学者利用唐诗资料考证唐代驿馆的设置和驿路的走向，也有显著的成就。 古代还有一种专门咏叹史事的诗歌门类，就是咏史诗。事实上，中国古代许多诗人都有借诗歌这一体裁发表历史感想的作品。咏史诗，其实是一种诗化的历史评论。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的《咏史》诗，可能是现存最早的以“咏史”命题的诗作。晋人左思的《咏史八首》，在诗歌史上也有重要的影响。
 
以咏史怀古为主题的唐诗，形成了咏史诗发生和发展历史上的一座高峰。陈子昂的《燕昭王》，王维的《李陵咏》、《西施咏》、《夷门歌》，都借咏史表述了深刻的历史感知。杜甫、刘禹锡、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著名诗人，都是咏史名家。唐代后期出现了一批以撰写咏史诗为主的诗人。《全唐诗》中，汪遵有咏史诗61首，胡曾有152首，周昙有193首。 宋代以后，咏叹古人古事以抒发自己的感想，更成为诗坛的时尚。明代文学家杨慎有《临江仙》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一作品被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借用为开篇词，影响很大。

读古人的咏史诗，不仅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历史，也可以体味诗作者的历史情感。

材料一
唐人杜牧有《题乌江亭》诗：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宋人王安石有《乌江亭》诗：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李清照又有《乌江》诗：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三首诗都感叹项羽乌江悲剧，但是对于项羽是不是应当东渡，观点却并不相同。你能就

此谈一谈自己的感想吗？
 
材料二
元代文学家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写道：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作者在发抒思古之幽情时，也发表了精彩的史识。请用你自己的语言，总结《潼关怀古》的历史见解。
 

复原历史的真实 

历史是客观的，但是对历史的记述，很难避免主观的局限。除了有意作伪以外，历史认识的偏见，也会影响历史记述的可靠性。中国历朝正史，许多都是由新的王朝编纂的，因此在历史画卷上，胜利者往往自我美化。我们在读史的时候，需要用心分析，去伪存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的实际面貌。
 
历史上的玄武门之变，就是充满了疑团的事件。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发动政变，在玄武门设伏，杀死太子李建成及其四弟齐王李元吉。随后，他又用武力挟持唐高祖李渊，逼迫李渊写下手敕，让诸军都听秦王号令，随即颁布诏令，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之后，李渊宣布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登基。

按照后来唐朝正史的记录，李建成、李元吉嫉妒秦王的军功和威望，狼狈为奸，策划谋杀李世民。李世民本不愿骨肉相残，但迫不得已，才先发制人。然而仔细分析，可以知道这些记载，都是史官遵照李世民自己的意思，精心删改史料而完成的。

李世民曾经先后三次要求亲自观看高祖李渊和他本人的《实录》。前两次，都为史官婉言拒绝。第三次，他向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表白自己的动机。他说：我的用心和以往的帝王不一样，亲自观看国史记录，可以了解自己以前言行的失误，作为今后的鉴戒。房玄龄等人于是将删改成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各20卷呈上。李世民看到六月四日的记载，文字隐讳，于是说：当年周公杀了管叔、蔡叔，使得周王朝安定，季友毒死了叔牙，使得鲁国太平。我所做的事，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众。史官执笔的时候，为什么要有隐讳呢？应该修改删除不适当的文字，直截了当地把史实记录下来。可见，对于玄武门之变中的表现，李世民担心在后世留下骂名。而房玄龄等人修改的历史记录，连李世民也认为过于隐讳。正如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所说：“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经过李世民授意改定的这“两朝实录”中，李建成、李元吉的形象十分丑恶，他们在反隋战争中的功绩也被一笔抹煞了。通过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历史记录，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正史”中，历史的真实往往有所扭曲。我们要探求历史的本原，恢复历史的真实，有很多的困难。正因为如此，这种工作才有特别的意义，也有特别的趣味。

要复原历史的真实，考据是十分重要的手段。考据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方法，它以求其实的学问，通常又被称做考据学。考据的原则是“实事求是”。 清代是考据学空前兴盛的时代。清代考据学的成就是20世纪学术进步的基础。尽管经历了世界政治变局和国内社会动荡双重的冲击，中国学者依然坚守“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使得考据学在艰难的环境中能够进步。
 
考据学其实并不是在故纸堆中散发着霉气的陈旧的死学问。读许多考据学成果中的精品，都可以感受到其中智慧闪耀，妙趣横生。  

文物和历史考察 

考古收获和文物资料，对于说明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没有文字记录的历史的时代，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我们描绘出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较为具体、较为清晰的画面。对于石器时代的历史文化，如果仅仅依靠主要根据文献记载以研究人类历史的狭义历史学，显然是不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的。 又比如，我们通过考古学的发现，知道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工具开始逐步在生产实践中普及，从而能够为说明当时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提供条件。而与此有关的历史文化现象，在文献记载中的痕迹是十分贫乏的。

人类的历史可以分为精神生活的历史和物质生活的历史。物质生活的历史固然要以物质形式来表现，即使是精神文化的存在和流传，也必然是要以物质条件为依托，通过物质形式来表现的。例如，我们看到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卜骨，才能够知道当时已经出现了以动物肩胛骨进行占卜的社会习俗，从而有助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若干神秘主义成分的初源。我们看到原始时代居住遗址的布局结构以及墓葬的形制，才能够知道当时社会组织的构成与规模，从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悠久影响的宗族制度与宗族观念的由来。

以秦汉考古为例，汉墓中出土的画像石和画像砖多有表现神仙世界的画面，出土的买地铅券及镇墓文中也多有提到地下世界的内容。我们由此可以认识汉代人的鬼神观念、汉代人的生命意识以及对于冥世的假想。

毫无疑问，考古所得到的古代文字资料，理应受到特殊重视。例如，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成熟的重要历史阶段。载有这一时期文字的简牍帛书文字的陆续发现，使我们可以更为鲜明生动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

19世纪末20世纪初，简帛资料的大量发现，为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以简帛作为主要书写材料的汉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开拓了空前广阔的前景。《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中所发表的敦煌汉简，对于研究汉代敦煌地区的军事生活和社会状况提供了直接的资料。中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于1914年完成的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名著《流沙坠简》以及此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都是在对这批简牍文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发表的。《流沙坠简》和王国维此后写出的一批研究汉代文化和西北史地的论文，运用全新的方法，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全新领域。
王国维的研究，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开创性的研究。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下实物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方法，对中国近代史学的进步有重要的影响。《流沙坠简》就是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实践成果之一。

后来相继出土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以及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张家山汉简、郭店楚简、走马楼吴简等，为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条件。大致每有这样的简帛资料发现，都能够使我们对于历史文化的认识前进一步。
古代遗存又包括遗物和遗迹两类，后者如宫殿、住宅、寺庙、作坊、矿井、都市、城堡、坟墓等，也保留有诸多文化信息。此外，与人类物质文化创造有关的动植物遗存，也是不容忽视的。 

环境的历史

人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生存和活动的。自然环境构成人类历史发生和发展的条件。和人类史有关的自然史，有着缓慢的变迁过程，比如气候的变迁，植被的变迁，地貌的变迁，水资源的变迁，动物分布的变迁等等。这种种变迁，大多是自然本身的变化，有些也有人类活动影响的因素。

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资料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总体生态状况与现今有不少差异，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生态状况也有所变化。一方面，生态条件的变化，有时在一定意义上曾经改变了社会史的进程，以农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人类的活动又可以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特别是盲目发展状态下的人口的剧增、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跃进，可能使得这种影响呈现恶性破坏的形式。

地理环境在历史时期的变化，相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要缓慢得多。但这种变化有时也会因人为因素的作用而变得十分明显。例如人们对黄土高原森林植被的破坏，造成水土的严重流失。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淤高了河床，下游于是往往决口改道，从而导致地貌的变化。当时农耕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垦荒事业的兴起。不断扩大的滥垦，造成了生态平衡的失调。森林、草原及其他植被的破坏，使得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另外，以木材作为燃料，制作厚重的棺椁，以及大量砍伐林木营造富丽宏大的建筑，也是使森林受到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曾经指出，黄河原来并不以“黄”相称，到西汉初年才有了“黄河”的名称，“这应该和当时森林遭受破坏和大量开垦土地有关”。泾河清浊的变化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泾河本来是一条相当清澈的河流，战国后期开始变浊，这正是秦国疆土达到泾河上游的时候。泾河主要支流马连水，西汉时称做“泥水”，“泥水”的名称显示水中多含泥沙。支流如此，无怪乎原来清可见底的泾河，这时已经被说成“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了。这种情况，当然不止一条泾河。

研究和人类历史有关的自然史，主要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生态史或者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

历史上人类生活的环境是怎样的？这种环境对于人类历史有怎样的作用？人类又怎样以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改变着环境？这些问题，都是有待于认真的研究才可以进行深刻说明的。
 
在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的领域内，有数不尽的历史之谜等待新一代的史学家来破解。
 

古人是怎样生活的
 
中国传统史学有偏重于政治史的倾向。历史的记录和总结，往往只是以“资治”也就是为统治者提供历史鉴戒为主题。在某一个时期，以阶级斗争史取代全部历史的观念曾经指导着历史学研究，丰富多彩的历史过程被描绘成单色调的简单的画面。 其实，衣、食、住、行以及其他相关的物质生活形式的演变，是历史进步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表现。不过，历史文化的这一重要现象，却往往受到忽视。古代社会物质生活的历史变化，其实是许多人并不十分熟悉的。

近年来，生活史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社会生活史、社会风俗史，以及更为具体的饮食史、服饰史、行旅生活史等论著纷纷面世，生活史研究方面的许多空白得到填补。 不过，我们对于历史上物质生活的具体情形，还有许许多多的疑问不能解答。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胡服”，究竟是怎样的形式？鸿门宴上樊哙怎样食用“生彘肩”？北方民间住宅取暖所用的“炕”是怎样发明的？古代的马车在什么时候出现了制动构件？古代城市采用怎样的垃圾处理方式？……

还有不少生活史上的细节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说明。但如果仔细分析，仍然有重新讨论的必要，比如，豆腐的发明、筷子的由来、酒的起源等问题。

我们只有对古代人们生活形式如衣服、饮食、居住、出行、妆饰、盥洗、游艺、竞技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比较全面细致的了解，才能形成对历史比较具体、比较真切的认识。
 
历史之谜

历史的轨迹，其实就是人发挥智能、扩展智能的轨迹。历史，也是人类培养智慧、施展智慧、焕发智慧、以智慧相竞争的过程。
打开历史的篇章，拂去岁月的积尘，我们领略千百年来的文化风采，也增益着自己的智慧。 历史的发展千变万化，多姿多彩。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史书的字句之间，又有许多未知的事物，有许多不解的谜团。

破译历史密码，解答历史之谜，发掘历史真迹，是艰难的工作。探索历史的奥秘，可以磨炼我们的才识，而其中的意趣也是无穷尽的。

唐代诗人吕温有一首《古兴》诗，说的是鉴识古代宝剑的事。诗中写道：“越欧百炼时，楚卞三泣地。希宝无人识，千龄皆弃置。空岩起白虹，古狱生紫气。安得命世客，直来开奥秘。剑任钟看，玉从投火试。必能绝疑惑，然后论奇异。”剑光宝气，庸人不识，需要有志探索奥秘的人，破除“疑惑”，来发现其“奇异”。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开奥秘”，“绝疑惑”，“论奇异”。科学探索的意趣，也在于“开奥秘”，“绝疑惑”，“论奇异”。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纷杂的历史现象中，往往也有“希宝无人识，千龄皆弃置”的情形。历史学科有无穷的有待于发掘的地层，有无穷的有待于解释的谜团，许许多多的课题，等待着愿意探索奥秘的青少年朋友。

如果我们以“历史之谜”检索互联网上的信息，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谜面，有些已经有了谜底。这些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中，有的有一定的说服力，有的还可以继续探索，继续讨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应当怎样理解这句话？
 

秦始皇陵盗掘之谜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临潼，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帝陵。历代关于秦始皇陵是否曾经被盗掘，有不同的说法。

据《史记》记载，刘邦曾经指责项羽有10大罪状，其中第4条就包括“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汉成帝时，刘向在关于帝陵营造的讨论中说道：“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论衡》说：“秦始皇葬于骊山，二世末，天下盗贼掘其墓。”《水经注》对于项羽发掘秦始皇陵事，又有更具体的记述：“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
 
项羽发掘秦始皇陵的传说，后来又被一些文人骚客有意渲染。虽然沸沸扬扬，千年不息，却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考古工作者指出，以现在掌握的通过长期认真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资料分析，秦始皇陵未曾经过大规模盗掘。
 
关于秦始皇陵遭受破坏的情形，还有其他的说法。例如，有牧羊儿丢失羊只，持火寻找，致使墓中失火的传说。这一说法，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记录见于《汉书》所记载的刘向的言论：“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刘向随后又感叹道：“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其“外被项籍之灾”而“内离牧竖之祸”的说法，一“外”一“内”，反映项羽当时所破坏的可能确实只是陵园的地上建筑，而陵墓的地下结构则毁于意外的“牧火”。

不过，据主持秦始皇陵兵马俑坑1号坑发掘的考古学者判断，“出土的遗迹表明，1号坑的焚烧、破坏比较严重。木构建筑大都变成了炭迹或灰迹；并在焚毁前曾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许多兵器和车马器被拿走，很多陶俑被打碎。这不像是私人盗掘者所为，似与重大的政治变故有关。另外，俑坑的底部普遍覆盖着厚6—44厘米约可分为10—14层的淤沙和淤泥；还发现竹篾的编织物及绳索被焚后的炭迹。这都说明1号俑坑构筑后时间不久即被焚毁”。参证刘向“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的说法，研究者又有这样的分析，“始皇陵园范围内至今地面上仍堆积着很厚的被烧过的残砖碎瓦及炭灰与红烧土遗迹。看来，1号兵马俑坑可能是在公元前207年被项羽焚毁的”。从许多现象判断，项羽军事集团或所谓“关东贼”、“关东盗贼”对秦始皇陵园可能确实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焚劫，而“牧火”传说即便属实，也只是局部的破坏。据一些考古工作者分析，这两方面的破坏，都没有使秦始皇陵的核心部分──地宫受到损害。秦始皇陵周围考古钻探所获得的资料表明，地宫上口的外围墙即方城以及通向地宫的墓道至今还没有发现足以通向地宫的盗洞。1980年，发掘秦始皇陵西侧铜车马从葬坑时，在坑的东壁发现两个已经填塞了的盗洞，但是深度不到9米，连通道上侧室的铜车马都未能发现，距离地宫还相当遥远。
根据这些现象，有的学者甚至得出结论，以为可以“确认秦始皇陵地宫历经两千多年，仍然完好”，历史文献中“项羽掘墓”和“地宫被焚”的记载，都可以“否定”。当然，这样的结论，还有待于秦始皇陵地宫发掘实践的证实。
 
秦始皇陵很可能确实未曾被盗掘，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反复出现秦始皇陵被盗的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