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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术前沿:中国现代史教案 四

时间:2009-10-18 17:25:43  来源:历史
 

中国现代教案五(2007年版)


五、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19世纪末传入中国。当时《万国公报》曾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一点内容。后来,维新派、无政府主义者、同盟会等都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思潮。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新文化运动才发生了重大转向。马克思主义开始流行。主要原因:

第一,五四运动之前,英国、美国、法国等公认的西方正宗民主国家,并没有再巴黎和会上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使大批知识分子失去了对欧美民主思想的信仰。

第二,人们看到苏联由于奉行马克思主义推翻沙皇王朝,建立了全新的工农政权,而且苏联还宣布废除一切在中国的特权。这些使知识分子认为俄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实现民主解放的实例,体现着公平和争议的实例。

第三,五四运动锻炼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才干,提高了他们的参与意识,也使他们更深入地认识了社会。他们认识到在北洋政府的政治统治之下,任何社会改良的主张都是行不通的,都是无法真正挽救中国的。要振兴国家和民族,就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来推翻反革命的暴力。马克思主义无疑正好满足了这一点。

1.传入渠道:

日本。虽然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没有发展起来,但他们有些人接触马克思主义却比中国要早。幸德秋水、片山潜等早期社会主义者翻译并撰些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书对中国留日学生如陈望道、李达、李大钊、戴季陶等发生了重大影响。戴季陶后来虽然成了三民主义理论的重要阐释者,但早期一度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据说蒋纬国是戴子。他们以日文的马克思著作为底本又翻译成中文。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就是参照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翻译的。后来毛泽东把它作为帮助自己建立共产主义信仰的三本书之一。陈望道建国后任复旦大学校长。

西欧。在一战期间,留学法国的李石曾、吴玉章、蔡元培成立了一个勤工俭学会,以“勤以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从事对在法华工的教育。李石曾父李鸿藻,清朝帝师,清议派重要领袖。1916年,他们回到北京、上海等地宣传勤工俭学。大批的青年学生响应。五四运动,到法国勤工俭学进入了高潮,蔡和森、李立三、李富春、陈毅、邓小平、蔡畅等都是其中之一。蔡和森是蔡畅的哥哥,嫂子向警予,蔡畅后来与李富春结婚。他们这帮人在法国大量接触并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为后来回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打下了理论基础。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李大钊是比较早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李大钊在1918年7月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对十月革命作了初步思考。后来又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五四运动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进一步活跃。《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其中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9月,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要用革命手段来建立劳动阶级的新国家。他们这些人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倡导者。

 
3.马者与非马者的论战:在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学说。它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关于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内容,与其他思潮有着根本的差异。所以,当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都对它进行了批评。而马者也反过来对其他思潮进行了批判。第一,马者与自由主义的论战。提的最多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主要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但需要澄清的是,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最初针对的是安福系,而不是李大钊。因为胡适觉得安福系只是假借社会主义来投机,故出来驳斥。不过他在文章中同时委婉点了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名字,所以批评目标有点模糊。李大钊感到有起来回应的必要。于是他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谈了与胡适不同的看法。不过,这个论战只是理论方面的探讨,没有人身攻击、政治攻击的成分。实际上,李与胡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其文章就发表灾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上。从个人关系来说,这次论战无关紧要。

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次论战确实显示出多方面的问题。

第一,论战各派主张不同,但出发点却基本一致,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借鉴西方主义,但不能照搬,而且都表示出对资本主义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某种社会主义的倾向。

第二,马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主要发生在李达、陈独秀和区白声、黄凌霜之间。黄凌霜、区白声本来也参加过北京、广州的共产党组织,但后来不同意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理论而退出。他们退出后连续发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陈独秀等人当时正忙着建党的工作,所以必须澄清无政府主义的攻击。他和李达也写了一系列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不能抽象地反对一切强权;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六节 广东政府北伐战争

一、广东革命力量的壮大

(一)黄浦军校

黄埔军校的创办:1924年6月16日成立,广州黄埔港长洲岛,校长蒋介石。1926年2月改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黄埔军校的课程: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各国政党史略、苏联研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26门课。

黄埔军校的学生:学生来自南北各省,出身各种家庭,以农民家庭为主,年龄在19-25岁,中等以上文化,多无宗教信仰。

黄埔军校的特点:第一,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专设政治部,加强政治管理;讲授政治理论,提高思想觉悟。第二,课堂教学与军事实践相结合。一方面进行学校教育,另一方面组织参加征讨陈炯明。第三,模仿苏联建立党代表制度。党代表与校长并列,并有权对校长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校长的命令没有党代表副署无效。
 
(二)商团事件

商团事件之背景:

第一,广东地区具有强烈的带有社会自治色彩的商团主义传统;

第二,广东地方军队专横跋扈、乱征赋税,引起地方极度不满;

第三,苏联与共产国际日益左倾,并极力支持国民党左转镇压商人反抗;

镇压商团之过程:1924年5月,广东商团在国外购得一批枪支器械,并向广东政府领取了入口许可证;8月,军火运抵广州,军政府却因缺少武器以北伐而将之扣留;交涉无果,广东138商埠罢市抵抗。孙中山在苏联代表及中共支持下,以武力强行镇压。

商团事件之影响:

第一,严重打击了广东商团的自治活动,加强了军政府对广东地区的政治控制;

第二,孙中山的急剧“左转”,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

第三,预示着“国民革命”的终结与“阶级革命”的开端。

参考文章:

徐方平:《蔡和森与一九二四年广州商团事变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

敖光旭:《“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敖光旭:《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角度的再探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温小鸿:《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三)平定陈、杨、刘:

以前论之杨、刘,多称“叛乱”,实际上国民党讨伐杨、刘的战略,在4月份已定,如平定杨、刘与其说是杨、刘叛乱,倒不如说是国民党主动统一。6月初,伐杨、刘开始,战争异常顺利,不及十天即以大元帅府胜利而结束。之所以如此顺利,一是杨、刘各自为重,二是大元帅府有苏联帮助,三是地方意识有利于大元帅府。黄埔校军宋希廉观察到,广州市民久受客军盘剥,闻其败而奋起,“多有持铁棒、菜刀、扁担等为武器,将其击毙,为数颇多”。李宗黄亦回忆:广州市民因“近几年受够了客军盘踞欺凌压榨的恶气,一旦有了可乘之机,无不怒眉横目……揭竿而起,但知泄忿雪耻,见到了戴红边军帽的滇军是一拥而上,挥到猛砍,甚而至于用牙齿一口口咬死人。”(参见罗志田文)
 
(四)国民政府的成立
 
(五)廖仲恺案

(六)第二次东征

国民政府成立后,陈炯明趁着国民革命军回来平定杨希闵和刘震寰之机,又重新占领了一些地盘,并集中兵力于惠州,想和广东南部的邓本殷合力夹击,拿下广州。军事和财政实力明显提升的国民政府为彻底消灭陈炯明,也为将来北伐打下基础,决定二次东征。蒋介石任总指挥。1925年10月,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第四军为主力开始东征。东征比较顺利,陈炯明的军队很快就抵挡不住了。他自己逃到了香港。陈炯明退居香港后,于1925年10月10日,将洪门秘密会社性质的“美洲致公堂”,正式改组为“中国致公党”,自己为总理,云南的唐继尧为副总理。1926年初,党总部由旧金山移至香港,同时推进党务,伸展于东南亚各地,登记侨胞入党达十余万人。致公党主张建立联邦制政府为统一中国之原则,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赞成多党制的民主政体。1933年病死。晚年主要靠旧部接济生活。二次东征后,国民政府又任命朱培德为总指挥,讨伐海南的邓本殷,也很快结束。至1926年初南征结束,国民政府基本消灭了功劳大势力著的在粤客军和除李济深、李福林之外的粤军,第一次真正控制了广东全省。

罗志田先生认为:“以两次东征为核心的一系列争战在许多方面都是重要转折点,最能体现广东革命阵营内部的新陈代谢。从地域视角看,它代表着地域色彩明显的“客军”从广东军政事务中淡出(余下的区域“客军”基本不具备挑战政府的能力,多半也无此愿望,但图自保而已);从军事角度看,它标志着黄埔军声誉的确立和一批军校训练的广东少壮将领的兴起;就国民党及其主导的整体革命事业言,它见证了孙中山时代的结束(这一结束是广泛的:孙本人的弃世及国民党新领导层的形成是一方面;更直接的转变是孙的最大挑战者陈炯明势力的终结以及与孙陈相争有关的一系列反陈军人、包括粤军内部的许崇智和客军的杨、刘,皆随之退出权势争夺第一线)和后孙中山时代的开始。所有这一切转折中的新兴因素都与蒋介石多少相关,他不久即在国民革命事业中疾速上升,显非无因而至。”

以上关于广东统一的内容参考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七)两广统一

二、北伐战争:

1.战前的南北政治背景

2.战争的具体进程

3.南方胜利的原因

第一,国民政府提前完成政治与军事整合,加强了国民政府的内部统一;

第二,国民党借鉴苏联党军模式,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极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

第三,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向;第四,民众地域意识对国民革命军的支持;第五,苏联的军事与政治援助。

罗志田先生的解释(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185-216)

三、革命力量内部的冲突

1.国共分歧

2.西山会议派:出现背景:

一、孙中山的逝世使国民党失去了笼络左右两派的重要砝码;

二、廖仲恺事件后胡汉民被逐使谢持等人失去了立足基础。

3.中山舰事件:


背景: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之争(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与苏联代表、中共);中山舰事件前国民党内部的“倒蒋运动”(西山会议派、李济深与蒋,汪与蒋)。

蒋与李的矛盾:两人在对付陈、杨、刘、许时联合,但亦有竞争。李与广西新桂联手抑蒋。两人之争重在军事与地域控制(第四军中出现过讨伐蒋的电文)。

 
蒋与汪的矛盾:汪为名义领袖,但无兵无实权,必须依靠蒋,但又担心其取而代之,故汪一方面与苏联代表维持亲密关系,一方面又采取平衡战略,导致蒋不满。汪一有风吹草动,即引蒋猜忌。王懋功一事即为例证。

蒋与苏的矛盾:平等海南后,苏联季山嘉代替鲍为代表,一改过去主要争取汪、蒋的策略,转而加强与谭延恺、朱培德第二、三军的联系,引起蒋不满。同时,季山嘉推动建立参谋部、军需部和政治部,企图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在外界,蒋又被目为左派,故其处境实较艰难。

发动:至今未确定“谁”是发动者,因误会而起的可能性极大,不过既不能排除确实存在针对蒋的某种阴谋,也不能排除蒋介石利用中山舰调动以发难。

过程:1926年3月18日,中山舰及宝璧舰奉令调往黄埔军校,到达后发现并无此事。3月20日,蒋突然以共产党企图叛变为由逮捕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等50余共产党人。

4.结果:中共被迫撤出第一军中的全部共产党员,并宣布取消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汪精卫不满苏联代表及蒋之所为,以就医为名出走欧洲;苏联高级使团撤消季山嘉、罗加乔夫、拉兹贡三人职务。

参考文章:

蒋永敬:《三月二十日事件之研究》,《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年。

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裴京汉:《中山舰事件的真相和汪精卫出洋的原因》,《民国研究》第4辑。

余敏玲:《蒋介石与联俄政策之再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4期。
 
杨奎松:《走向“三二零”之路》,《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马振犊:《1926年“中山舰事件”性质论》,《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

罗志田:《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4.整理党务案:

杨奎松:第一,鲍与中共党员都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第二,提出此案并非走向排斥和反对共产党,相反,二届二中全会甚至是相当革命的,仍然肯定工农运动;第三,蒋提此案是确保自己与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与前途,并非与共产党分手。蒋曾感叹:“对于退出军队之共产分子甚难为怀也”。

罗志田:自3月20日以后,“团体分裂,操戈同室,损失莫大焉。二年心血尽于此矣!”(蒋语)团体分裂的现实迫使蒋不得不在二者中选择依靠其一。不过由于自身所处环境,蒋仍保持了与苏联的合作。

5.二届三中全会与四一二政变

参考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零“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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