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册教师教学用书是配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普遍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探索历史的奥秘》的教学而编写的。教师教学用书力图贯彻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切实有效地帮助教师顺利完成《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所提出的各项教学目标。

教师教学用书的教学内容与教科书严格一致，全书体例以“专题”为单位设计，每一专题编有“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以明确专题教学的学时数，同时提出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专题五  三星堆的发现与古蜀文明

◆    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

◆     

本专题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历程及其与古蜀文明的关系，约用2课时完成。

通过本专题的学习，力图使学生了解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过程，分析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的特征、用途及其象征意义，分析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古蜀文明之间的关系，认识考古发现对于补充和修正以往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重要意义。培养学生关注最新考古发现的兴趣。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群、房屋建筑以及古城墙和祭祀残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为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历史提供了重要印证，直观地展现了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表明传说中的古蜀王朝并非子虚乌有，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乃至更早的时代确实存在着繁荣昌盛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也表明殷商时期川四平原存在着可与中原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证实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特点。同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青铜礼器和玉石器在形制、纹饰方面又明显地反映出中原商文化的影响，表明两者之间的交往是畅通的。

教师应根据重点有选择地为学生展示相关图片或者幻灯片，比如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场景、出土器物等，也可以为学生展示部分同一地区其他遗址如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的出土器物，以及中原地区安阳殷墟的出土器物和长江下游地区如新干大洋洲大墓出土器物的相关资料，引导学生比较各地区遗址出土器物的异同，注意不同地域文化既存在明显的个性特征也具有若干共同特点。

教师还应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课堂教学，多维度、多层面地考虑问题。比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奇异的青铜造像的用途是什么？学界迄今未有定论。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大胆假设，充分发挥想像力，调动知识储备，得出各自的结论。

◆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

（1）阐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历程。（2）分析三星堆遗址和古蜀文明之间的关系。

难点：

结合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分析三星堆遗址与古蜀文明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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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星堆遗址■

（一）  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了解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历程，分析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如青铜造像群和通天神树的特征、功用，总结三星堆文化的特色。

【知识与能力】

通过阅读文字资料和文物插图，了解考古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了解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历程。

分析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的特征、功用，总结三星堆文化的特色。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通过教科书和教师提供的资料，积极思考，探寻考古资料对于历史认识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教师应注重将知识灌输和启发式教学相结合，注重寓教于乐的方式。在向学生展示大量出土文物的同时，设计具有针对性、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探究，积极讨论，独立思考解答问题，并对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的表现予以及时而恰当的评价。培养学生关注考古新发现的兴趣。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了解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历程，分析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的特征、用途及其象征意义，加深对三星堆文化地域性特征的理解。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特点。

（二）  教学内容分析

四川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证实了青铜时代古蜀文明的辉煌。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群、房屋建筑以及古城墙和祭祀残迹，具有浓郁的古蜀地域特色，表明殷商时期川四平原存在着可与中原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证实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特点。同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青铜礼器和玉石器在形制、纹饰方面又明显地反映出中原商文化的影响，表明两者之间的交往是畅通的。本课的学习内容就是了解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历程，通过对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特征、功用的分析，掌握三星堆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三星堆祭祀坑】

本节主要讲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经过以及考古发掘历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发现阶段。1931年，当地农民燕道诚在住宅旁掏沟车水溉田时，挖出一坑玉石器，不久流散于世。当时华西大学的中外学者闻讯后前往调查，并于1934年在当地做了试掘。第二，考古调查和试掘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在该遗址作调查和试掘。第三，大规模考古发掘阶段。1980年到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作了规模较大的发掘。1986年，在三星堆发掘了两座大型的器物坑，并将其命名为“祭祀坑”。第四，进一步调查试掘阶段。探明了遗址的分布范围以及三星堆城墙及城址，确认三星堆古城是商代早期蜀国的都城。

【奇异的青铜造像群】

本节主要讲述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神奇的青铜造像。这些青铜造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按其造型，可以划分为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青铜兽面像以及众多的青铜铸造的飞禽走兽，如鸟、虎、龙、蛇等。二号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通高2.6米，重达180公斤，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和最大的青铜造像。二号坑出土的纵目人面像，体型庞大，眼球夸张地突出眼眶，双耳长大似兽耳，大嘴阔自耳根，嘴角上翘呈微笑状，给人以既神秘又亲切之感。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三星堆青铜造像群是用于祭祀活动中的供奉和道具，它们既是崇拜的神灵偶像，又是体现某种观念习俗或者特殊身份的象征，它们与众多鸟、虎、龙、蛇及各种飞禽走兽的青铜造像，共同组成盛大的祭祀场面。充分体现了祭祀活动在古代蜀人的国事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通天神树】

本节主要讲述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巨大青铜神树的构造及其象征意义。二号坑出土一棵形体巨大的青铜神树，经过考古学家的修复，其总高度达3.84米，由底座、树身和龙三部分组成。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神树是一棵具有复合特征的通天神树，它不仅是神话传说中扶桑与若木的象征，而且也是天地之中建木的生动写照，充分体现了古蜀的神树崇拜和太阳崇拜观念。

【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

了解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历程，以及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造像、青铜神树的构造特征和象征意义。

难点：

偶然的发现不同于正式的考古调查发掘，要引导学生认识到科学的考古调查发掘的重要意义，引导学生学会探究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所涵盖的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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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问题解答

【查一查】

查阅有关资料，了解三星堆遗址出土玉器和海贝的来路。

答案提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多样。最具代表性的是斧形玉器和戈形玉器。三星堆遗址所出的玉器主要是用于礼仪和宗教祭祀活动之中，这一点具体形象地表现在祭山图和执璋人像上面。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边璋的器身上，两面线刻有两幅“祭山图”，每幅分上下两组，每组图最下面一层为两座神山，山腰两侧各插一璋。此璋为牙璋，它被单独放置于祭祀场所的神山之上，具有鲜明的祭祀性质。三星堆遗址采集的一件跪祭小铜人像，双手捧着一只“牙璋”，器形与“祭山图”上的璋大体相同。这两件图像说明三星堆时期的玉璋是可以放在山上或握在手中进行祭祀活动的。

三星堆古城内外有许多制作玉石器并遗存下来大量半成品的遗址，表明三星堆玉器主要是在当地制作的，玉料来源以本地附近的山区为主，也有一些来自远方的玉料，已经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玉器加工业。三星堆遗址的不同地点都出土有玉器半成品和玉料，表明三星堆古城自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玉石制作地。根据玉器的质地和玉料的状态分析，这些玉器原料主要来自距三星堆遗址不远的西部山区。有的学者提出可能是来源于岷江上游的“龙溪玉”或“珉玉”。另有一些玉料则是外地传入的，如有一坑卵石状玉料，从磨痕看有的可能是“和阗玉”。也有些玉料可能是由长江下游输入的。根据三星堆玉石器的数量、品种、使用范围、加工技术、原料产地等情况综合分析，三星堆古城的玉加工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除大量的青铜玉石器及金器外,还有大量的海贝。这些海贝据初步观察,可分为齿贝、环纹贝、虎斑贝和拟枣贝四种类别。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最早的货币也是海贝,其使用单位为“朋”。甲骨文的“朋”字就是一根绳子把贝贯串起来的形象。从中原出土海贝看,殷商多以齿贝作为钱币流通,环纹贝、拟枣贝等次之,大贝则少见,因之被视为稀世之宝。对于中原海贝的来历,郭沫若认为系“三四千年前的舶来品”,证据之一是:“至今南洋土人犹呼贝子为Bia,音与华语相近”。钱币史研究者认为,商代中原所用齿贝,产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域,是由我国南部少数民族以及邻近的越南等地,向我国当时的中央王朝纳贡或进行交易时流入内地的。大宗海贝在云南江川、晋宁等地的春秋晚期至西汉中期墓葬中也有出土。其品种以环纹贝为主,另有齿贝、虎斑贝。钱币史研究者认为,它们产于印度洋-西太平洋的广阔海域(包括我国台湾、海南、南沙群岛等海域)。其中环纹贝主要由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商人输入。

三星堆遗址出土海贝“数以千计”,或言“达几千枚”。其种类则基本包容了商代中原各地以及春秋至西汉云南各地的用贝品种。三星堆虽处内陆盆地,但在商代,与中原有东北商道相通,与云南有西南商道相连,因而三星堆海贝极有可能是通过这两条商道,由包括台湾、海南岛、南沙群岛在内的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沿海地区引入的；或者可以说,上述地区客商是通过这两条商道进入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星堆行商的。他们带来了作为商品与货币的海贝,并影响促成了三星堆古蜀人也用海贝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即货币。

【想一想】

二号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答案提示：二号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通高2.6米，其中底座高0.9米，人像高1.72米。人像头戴华美的冠冕，上有太阳图案，身着龙纹左衽长襟衣，佩戴方格纹带饰，粗眉大眼，双手夸张地抱握成环状——可惜他手中所握的东西已经遗失，脚戴足镯，赤足站立在双层方座之上。给人以高贵雍容、生动精美之感，特别是炯炯的大眼和坚毅的阔嘴显得气质非凡，表明了其非同凡响的身份。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通观整尊人像的比例尺度，可以看到唯有双手大得出奇，显然是做了故意的夸张放大，双手以及手中的器物都应当是被突出和有意渲染的部分。可以推测，已经遗失的手中器物一定是一件“重器”。但究竟双手所执何物，费人猜思。有认为执的是祭祀天地的玉琮，有认为是某种法器，还有认为可能是象牙，也有认为系空手挥舞。一般认为此像是国王兼大巫师或者群巫之长一类人物，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的象征。

【议一议】

三星堆青铜神树和神话中的神树有什么关系？

答案提示：对“树”的崇拜，在三星堆时期表现得极为生动而具体。祭祀坑中发现了大约6株青铜神树（尚未全部修复），神树形态基本相似，又各有特色。总体上均呈现为下端有云山状基座、主干挺拔直达树巅、9条树枝分成3层弯曲下垂，树上有立鸟、飞龙、仙果、光环、以及璧瑗等神器祭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殊的社会意义。把它定名为“神树”，正是为了说明这是一种神圣的原始宗教崇拜物。其中最大的一株高达4米，中等的高2米多，小型的也有1米左右。神树的功用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上天通神的“天梯”，类似于中国古代传说中“众帝援之上（天）下（地）”的天梯“建木”；也可能还代表太阳升起和降落的栖息之所，如古代传说中东方日出处的“扶桑”、西方日落下的“若木”之属。树木本身常常被作为生长、繁衍的象征，当作生命力和生殖力的崇拜对象。也有的学者认为铜树是“社树崇拜”的模拟物，“地母崇拜”的体现物，是“祭祀大地神”。三星堆神树群体造型之优美、内涵之丰富、体态之硕大、时代之久远，大大超过各地发现的表现树崇拜的文物，表明在三星堆时期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中，它可能处于连接人与神、天与地的中心环节，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神树是具有复合特征的通天神树，它不仅是神话传说中扶桑与若木的象征，而且也是天地之中建木的生动写照，充分体现了古蜀的神树崇拜和太阳崇拜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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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评】

简述20世纪三星堆考古工作的主要历程。

答案提示：三星堆考古工作的主要历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发现阶段。1931年，当地农民燕道诚在住宅旁掏沟车水溉田时，挖出一坑玉石器，不久流散于世。当时华西大学的中外学者闻讯后前往调查，并于1934年在当地做了试掘。第二，考古调查和试掘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在该遗址作调查和试掘。第三，大规模考古发掘阶段。1980年到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作了规模较大的发掘。1986年，在三星堆发掘了两座大型的器物坑，并将其命名为“祭祀坑”。第四，进一步调查试掘阶段。探明了遗址的分布范围以及三星堆城墙及城址，确认三星堆古城是商代早期蜀国的都城。

【材料阅读与思考】

“蜀道难”的交通条件与古蜀文明的特色有什么关系？

答案提示：生态环境在文明起源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土壤、水文、动物、植物、矿藏等因素，对文明是否能够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直接影响。古蜀文明发祥地——四川盆地具有成为文明发祥地的自然基础。四川盆地面积辽阔，地势平坦，土层深厚，溪流纵横，水源丰富，气候温湿，矿产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自然条件有利于农耕和定居。四川盆地边缘是一系列崇山峻岭，北有米仓山、大巴山，西有龙门山、邛崃山、峨眉山，南有大凉山、大娄山，东有巫山、七曜山。这些山脉一方面使得盆地对外交通相对困难，极大地阻碍了盆地与外界的联系，所以李白有“蜀道难”的感叹。另一方面，盆地与周围边缘山地共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也有利于古文化中心在盆地内部发展，并形成浓厚的地域特色。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所体现出来的古蜀文明不同于中原文明或者其他文明的独特气质，在很大程度上跟它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关。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阻碍了它与外部文明的大规模交流、融汇，因此能够比较持久地保持自身的文明特征。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交通条件困难，并不代表古蜀文明与外界完全隔绝。“蜀道难”一方面表明蜀地道路条件艰苦，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蜀道”的大量存在，表明四川盆地也有不少对外交通的孔道。若东出三峡即是江汉平原，与南北向的随枣走廊相交，可北上河洛，南走五溪、南岭，俯视长江下游。北有斜贯西北高原与东南低地的汉水通道。《战国策·燕策》所记游说之士的描述，并非全为凿空：“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岷江），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江陵）。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江，四日而至五渚（洞庭入江口）”。西面紧挨着横断山区的“藏彝走廊”，向北接甘青高原通中亚、北亚，向南直接南中，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非交通。《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张骞“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蜀贾的国际贸易很早就在“南方丝绸之路”上行旅了。近有研究者以为蜀文化中的黄金杖、青铜雕像、晴蜓眼料珠等在中土无例可循，或传自西亚。其实高山是挡不住蜀人的对外交往的，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因此，三星堆古蜀文明在保持浓郁的地域特征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与中原文明、秦楚文明乃至域外文明之间的亲缘关系，表明它们之间的交往是畅通的。

【知识链接】

建木：建木是一棵生长在天下之中的极其茂盛的通天神树，它拔地而起，直上九霄，长满了层层叠叠的果实和树叶。《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太暤爰过，黄帝所为。”《淮南子·地形训》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五）历史问题注释

【安阳殷墟遗址】

殷墟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巳有三千三百多年历史。因其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而驰名中外。

      公元前十四世纪，商朝第二十位国王盘庚将其都城从“奄”，即现在的山东曲阜，搬迁到风景秀丽、土地肥沃的“殷”地，即现在的安阳小屯村一带。直至商朝灭亡，“殷”作为商之首都，共经历了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后人称这段历史为殷朝，此地也被称为殷都。殷都被西周废弃之后，逐渐沦为废墟，被人们冠以“殷墟”之名。

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轰动了世界。此后，无数外国学者、国内外古董商云集安阳，采取盗窃、骗取、收购等手段，搜刮了大批甲骨文及其它文物。从1928年起，国家组织人力、物力在殷墟进行了多年的、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探明殷墟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东西六公里，南北四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古老的洹河水从市中缓缓流过，城市布局严谨而合理。从其城市的规模、面积、宫殿的宏伟，出土文物的质量之精、之美、之奇、数量之巨，可充分证明，它当时不仅是全国，而且是东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确是一处繁华的大都市。

【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境内，经过数十年调查和发掘，已初步确认这是一处由数十个遗址组成的大型遗址群，主要分布在南兴镇所辖的三星、真武、回龙三个自然村以及三星乡所辖的仁胜、大堰两个自然村境内的鸭子河与马牧河两岸阶地上，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由于当地有三个土堆排列如同天上的星座，故得名“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非常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持续不断。1931年，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一坑精美的玉石器，因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1933年，前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其发掘成果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以后40、50、60年代，四川考古界持续不断地在三星堆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探赜索隐。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出大片房屋遗址并进行了航拍。1986年7、8月先后发掘了两个大型器物坑，坑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罕见的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骨器、海贝以及少数金器，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 1989年，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进行解剖，证明系由人工夯筑而成；1990年，发掘东城墙局部并获确认，同时发现3000多年前的土坯砖；1992年，试掘西城墙并获确认；1994年，发现并发掘南城墙。至此，确证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东、西、南被三面城墙包围，北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其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在中国同时期文化中也是罕见的。

考古发掘还显示出，在三星堆城墙两侧分布有密集的居住遗址，在遗址群中也发现有众多的房屋建筑基址，表明这里曾长期有大量先民居住。这些房屋建筑具有比较浓郁的古蜀地域特色，显示了当时建筑技术的发达。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说明，这里作为古蜀时代的重要都城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有一段相当长的繁荣昌盛的社会生活，后来由于某种我们尚不清楚的变故，致使这段辉煌的文明遭到了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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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琮】

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为我国古代重要礼器之一。最早的玉琮见于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距今约5100年。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琮在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中大量出现，尤以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很多。

　　新石器时代发现较多的良渚玉琮，玉材为产于江浙一带的透闪石质玉石，质地不纯，以青色居多，部分黄色，土浸后呈雾状乳白色。除少数作圆筒状外，多制成规整的内圆外方形。琮体切割规整，中孔为管钻对穿而成，中接处常留有两层。玉琮的形体大小高低不一，一般早期矮，晚期高。琮身均饰有兽面纹，纹饰以四角线为中心，分成四组，随琮高低不同，以相同的纹饰分数组饰于琮上。部分玉琮在主体兽面纹外，用细阴纹刻细“神人”图形和云雷纹，阴线用利石刻划而成，线条坚挺。浙江杭州反山遗址出土的神兽纹玉琮为现今所见良渚文化中最大的玉琮，被称为琮王。

　　商周时期玉琮数量不多，从出土的实物看，这一时期琮的形体普遍较矮小，多光素无纹。玉琮切割规整，中孔较大，琮体较新石器时略薄。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了两件有纹饰的玉琮，一件上下各饰一组弦纹，四角有凸棱，侧面饰竖道弦纹，该造型很少见。春秋战国时期玉琮的造型与西周相近，形体较小，战国部分玉琮刻有细致的兽面纹、勾云纹等纹饰。汉代玉琮已不再制造。

【山海经】

《山海经》十八卷。作者不详，著作时代亦无定论。卷首有刘秀校上奏，称为伯益所作。《山海经》之名，始见《史记·大宛列传》，司马迁说“《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而未明言为何人所作。《列子》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似乎即指此书，而不言其名《山海经》。王充《论衡·别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隋书·经籍志》云：“萧何得秦图书，后又得《山海经》，相传夏禹所记。” 《山海经》原为口头传说，书中载有夏后启、周文王及秦、汉长沙、象郡、余暨、下巂等地名，不可能作于三代以上，可能战国时纪录成文，秦、汉时人又有增补。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对古代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神话等研究，均有参考价值。其中的矿物记录，为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晋郭璞作注，其后考证注释者颇多，以清代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较为精详。最初《山海经》被归入地理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归入小说家类，理由是“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淮南子】

《淮南子》二十一篇，本名《鸿烈》，由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前179年-前121年）召集宾客门人集体编撰而成，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献上，写作时间当在景武之间。刘向、刘歆父子校订图书，定名《淮南内》，置于“诸子略”内，后世遂称《淮南子》或《淮南鸿烈》。《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说“《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天保存下来的二十篇，当是内篇。东汉末年，高诱注《淮南子》，在叙中对全书内容作了简明的概括：“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环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末篇《淮南子·要略》对前书二十篇作了概括，说明著书宗旨是“纪纲道德，经纬人事”。“道论至深，故过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淮南子》一书是对西汉前期道家思想的系统而详尽的总结，是研究与“文、景之治”相适应的统治思想即黄、老思想的极其宝贵而丰富的资料。其中“地形训”篇是记载山水布局、各地物产等充满神秘色彩的地理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