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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版教师用书探索历史奥秘专题1—1

时间:2009-10-18 17:28:23  来源:人民版
 

前言

 

本册教师教学用书是配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普遍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探索历史的奥秘》的教学而编写的。教师教学用书力图贯彻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切实有效地帮助教师顺利完成《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所提出的各项教学目标。

教师教学用书的教学内容与教科书严格一致,全书体例以“专题”为单位设计,每一专题编有“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以明确专题教学的学时数,同时提出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专题一 走近历史

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

本专题较为系统地叙述了历史记录和历史传承的存在形式:口传历史、结绳刻木、历史画像、史官与史学;中国古代的史学成就:孔子作《春秋》、司马迁和《史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存在我们身边的历史:小说里的历史故事、历史剧、史诗和诗史;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历史:复原历史的真实、文物和历史考察、环境的历史、古人的生活、历史之谜等。本专题的教学大约需用4课时。

通过本专题的学习,应使学生对历史的内涵有基本的了解。教师应帮助学生整理自己已有的知识,对历史的不同形式进行总结;也可以通过鲜活的具体事例,来说明历史的价值和作用。

学习本专题除了教科书的内容之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借助影视、戏曲、图片等各种载体中所涉及的有关历史知识,深化学生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除了读书之外,还可以鼓励同学之间的讨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

1.了解历史记录的主要形式。

 2.知道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著作及其特色。

 3.了解小说、历史剧、咏史诗中所包含的历史因素。

 4.概述历史学家工作的基本方法,掌握初步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方法。

难点:

本专题内容理论性、专业性强,涉及学生未知的领域较多,如考古学、文物学、民族学、民俗学、文献学等有关知识。如对史料进行鉴定、选取、整理;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处理等对中学生来说都是较难的问题。

 

 

  历史的由来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知道口传、结绳刻木、岩画和史官记史是早期历史记录的主要形式。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口传历史的真伪、观察远古人类岩画中保留的历史信息。

【过程与方法】

 找一段远古神话资料,尝试分析这些神话中包含的传说因素和历史因素。

 模仿古人是如何刻木结绳记事的。

观察找到的一些古代岩画,分析其包含的历史信息。如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岩画——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至今仍有许多不解之迷,被文物学界称为“东方天书”。 观察这些岩画,你来解释一下。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董弧直笔”的历史故事,体会古代史官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的精神。

 

(二)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主要从口传历史、结绳刻木、历史岩画、史家记史四个方面叙述了早期历史存在的形式。

【口传的历史】

 最早的历史,是通过口述的形式传承的。许多民族的祖先传说,虽然有经过历代加工渲染以至神化的特征,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历史根据,并非随意编造。

《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撰写《五帝本纪》时注意选择民间传说中符合“雅”的规范的内容,而对传说中不能确定的内容,取谨慎态度。

今人对于含有历史因素的传说,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探寻神话中包含的历史事实的基础。

在文字记录的历史已经相当成熟之后,许多历史学者依然肯定口传历史的意义。人们在抢救民间口传的史诗。有些人的历史记忆以“口述史学”的形式受到重视。

【结绳刻木】

在文字出现以前,远古时代的人们还注意到用绳上系结的方式记事。中国古代的《庄子》和《周易》等书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中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都经历过“刻木结绳”和“结绳齿木”的阶段。“结绳刻木”是远古人类用来增强事后记忆的另一种原始形式。

秘鲁考古人员发现的古印加人的记事绳,对揭示古印加人的神秘历史具有很大作用。古印加人通过记事绳上打结的形状和大小、结与结之间的距离以及每个结在绳上所处的位置,记录生活中各种重要的事情。当时的统治者通过传递记事绳来了解各地的收成、税收、账目情况以及敌情等。

【历史画像】

岩画既是艺术作品,也是历史记录。旧石器时代岩画画面主题是作为狩猎对象的动物。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岩画分布广泛,逐渐出现了结构复杂的狩猎、战争和各种仪式的场面。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岩画,又出现了反映农耕生活和宗教仪式的内容。

用图画记录历史,是一种生动的形式,并一直得到继承。汉画像石、一些王朝在确定的宫殿中描画和陈列功臣的画像就是证明。

【史官和史学】

中国古代很早就设有史官,老子就是著名的史官,而司马迁则是汉武帝时代的专职史官“太史令”。《左传》记载的“董弧直笔”的故事,再现了古代史家记录历史时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的精神。

专职史官的出现,标志着专门的史学逐渐成熟并且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作用。

 

 

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

知道口传、结绳刻木、岩画和史官记史是早期历史记录的主要形式。

难点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口传历史的真伪、观察远古人类岩画中保留的历史信息。

 

(三)问题解答

【学习思考】

 司马迁对于口传的历史为什么用“雅”的标准进行选择?

 答案提示:因为传说时代的历史可靠性要差一些,取“雅”不取俗,可以使记载的历史相对接近真实。

 什么是“口述史学”?你知道哪些被称作“口述史学”的例子?

 答案提示:口述史学是指人们口头讲述并被记录下来的历史,其记录方式有笔录、录音、录像等多种。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靠口耳相传记忆历史,这可以叫做原始的“口述史学”。近年来,在历史研究中,人们认识到,即使在现代社会,由人物专访所得史料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它们对于“重现”较近的历史,是有所帮助的,由此又兴起了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

如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在东亚研究所所长韦慕庭的领导下,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部”,陆续约请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胡适、李宗仁、顾维钧、陈立夫等人,以“由自己决定公开发表时机”为条件做口述回忆,这些材料均已在海内外公开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新的史料来源。

唐代诗人李贺有这样的诗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其中“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是什么意思?

答案提示:凌烟阁,唐太宗贞观年间图绘功臣画像,表彰其功勋的高阁。作者向往建功立业,拜将封侯,在凌烟阁上画像受到表彰和纪念。

 

【自我测评】

  早期的历史记录有哪些形式?

  答案提示:口传历史、结绳刻木、历史岩画、史家记史。

 

【材料阅读与思考】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赵王)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御史,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设置的在国君身边主管文书和记事的官员。蔺相如故事中的“秦御史”和“赵御史”记录的文字,是不是有历史记录的意义呢?

答案提示:观点一在蔺相如故事中秦御史和赵御史的记录出自司马迁的笔下,司马迁常会记载他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也不提供史料的依据。有人怀疑其记录的真实性。观点二,司马迁有信史之誉,其记载也许具有历史依据。

 

(五)历史问题注释

 【“历”和“史”】

   “历”的繁体作“歷”,其下部的“止”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只脚,表示人穿过一片树林。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便说:“历,过也,传也。”过是指空间上的移动,“传”则表示时间上的移动。

“史”,《说文解字》解释:“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历史在这里被诠释为记事,以客观公正的立场记录事实。清代学者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将“中”释作“簿书”,将“史”释作“以手持簿书”。史字,在甲骨文中已多次出现,作 。王国维认为,古文中正之“中”作 ,不作 且中正为“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 应为“盛荚之器”,“史之义,不取诸持弄(弄字上加一草头),而取诸持荚……古者书荚皆史掌之……史之职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其字所从之中,自当为盛荚之器”(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卷六)。其后,马叙伦将史字里的“中”释作“笔”,认为“从又持中,是会记事的意思”(见《马叙伦学术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00页),“史字是拿笔向对面写的样子”(同上)。无论何种解释,史字都被视为对于往事的记录。

被称作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所撰写的古代希腊波斯战争史,以History为书名,其本义就是“调查和探究",是对于过去事件的记述以及这些事件相互关系的探索。

―姜义华 瞿林东 赵吉惠《史学导论》第1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

 

 

【“历史”名称的由来】

就像中国大多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名词都是借鉴于日语一样,“历史”这个词也来自日语。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引入西方的科学概念,首先用“历史”来诠译西方概念的history,然后被早期游历日本的中国人介绍回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介绍:“日本之女学,约分十三科,……,五历史……”(《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其后不久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也说:“(日本)有小学校,有学科曰读书,曰习字,曰算术,曰地理,曰历史。”(《日本杂事诗广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此后,“历史”作为一个固定的词汇开始被普遍使用。

        ——葛剑雄等《历史学是什么》第9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历史”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第776页)关于“历史”是这样解释的:自然界和人类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个人的经历;过去的事实;过去事实的记录;指历史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380页)对“历史”的解释是: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是史学研究的对象;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

 

【历史学】

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1)它的研究对象即客观历史具有不可重复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从而增加了研究上的困难。(2)它的研究对象即客观历史是运动的,而这个运动又是没有止境的,但是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即历史著作所反映的内容,却是相对静止的。这种运动与静止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3)它的研究对象即客观历史所包含的内容无限广泛,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即历史著作所能容纳的内容是有限的。这种有限与无限之间形成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4)它的研究对象即历史运动是客观的,而它的研究者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运动的过程中,总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种客观与主观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即随着客观历史运动的发展,历史学家以至于整个人类,在反映历史运动和认识历史运动方面,也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十分广泛。从宏观方面看,有自然史和人类史,而自然史和人类史又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天文史、地理史、海洋史、生物史等,都是关于自然史的部分。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教育史、军事史、民族史、城市史、社区史、村镇史、移民史、工业史、农业史以及个人传记等,都是人类史的部分。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有地区史、国别史、国际关系史等。

    研究历史学发展的学科,称作史学史。反映中国史学发展史的叫做中国史学史,反映西方史学发展史的叫做西方史学史。

    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核心。任何一个研究、解释历史的人,都有意无意地遵循着一种历史观。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总的看法,属于世界观的一部分。

    历史资料是研究和认识历史的基础。历史资料包括历史文献、官府档案、公私文书、实物资料、遗址、墓葬、社会调查、口述资料等等。这些历史资料,是人们研究、认识历史的依据。确凿而又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历史学的存在及其价值的基石。

    史学方法即研究历史的方法,也是历史学的重要内容。史料的搜集、考订和编次,是基本方法。对史实进行分类和比较,是必要的方法。结构分析与阶级分析是重要的方法。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是深层次的方法。此外还有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方法等。任何方法,都直接、间接地受到历史观的支配和影响。

历史学还有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历史编纂学。历史编纂学的主要任务,是把各种经过整理、考订的历史资料,按照一定的撰述内容、撰述宗旨和规范的体裁、体例编辑起来,成为有系统的历史著作。

 

【中国古代历史学科体系的形成】

   以中国而论,《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史籍36家,868卷,但未独立分部,它们分别被著录入“六艺略”《春秋》类、“诸子略”儒家类等。魏郑默作《中经》,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将图书分作甲乙丙丁四部著录,甲部为六艺、小学,乙部为诸子,丙部为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为诗赋、图谶、汲冢书;史籍单独编列,并分成四类。梁阮孝绪作《七录》,将图书分作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技术、佛、道七类,纪传录为第二部,即史部,著录史籍1 020种,14 888卷。这些史籍又被分为12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唐初由魏征主持完成的《隋书·经籍志》,著录隋代及此前图书共14 466种,89 666卷,其中史籍达874种,16 558卷。全部图书被分作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史部有了正式名称,并被提升到子部与集部之前,于经部之后列第二位。史部全部著作又被划分为十三类,分别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隋书·经籍志》就为什么要将史部专门列出并置于第二部类作了如下说明:“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纪恶以垂戒……今开其事类,凡三十种(应为十三种),别为史部。”其后,唐、宋、辽、金、元、明等各代正史经籍志或艺文志史部类目大体沿袭《隋书·经籍志》,略有增删。清代《四库全书》史部类目订定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四库全书》史部共著录书籍2 053种,309 009卷。《四库全书》史部未收录的史籍,据《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统计,有2 938种,45 363卷。两者累计,共4 991种,84 372卷。集部中还有大量传记、碑铭、史论、史评等,未收录在内。章学诚《史籍考总目》,将全部史籍分作十二类五十七目,为制书(指“列圣宝训,五朝实录,巡幸盛典,荡平方略”)、纪传(含正史、国史、史稿三目)、编年(含通史、断代、记注、图表四目)、史学(含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目)、稗史(含杂史、霸史二目)、星历(含天文、历律、五行、时令四目)、谱牒(含专家、总类、年谱、别谱四目)、地理部(含总载、分载、方志、水道、外裔五目)、故事(含训典、章奏、典要、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官曹十目)、目录(含总目、经史、诗文、图书、金石、丛书、释道七目)、传记(含记事、杂事、类考、法鉴、言行、人物、别传、内行、名姓、谱录十目)、小说部(含琐语、异闻二目)。

数量如此庞大的史籍,以及类目如此详细的划分,都表明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已经成形。纪传体正史类、编年史类、纪事本末体史类,以及别史、霸史、载记等类,大抵都是一代王朝或某一邦国的综合性史著;传记、杂史类,多为个人或个别事件的史记;诏令奏议、职官政书等类,分述王朝或邦国中某一方面政务。时令类,关注的是帝王如何本天道之宜以立人事之节。地理类,首宫殿,“尊宸居”;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渠、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也是以保持和巩固王朝统治为其最高宗旨。目录类,史评类,史钞类,属于史学史、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以及对于历史研究方法的审视和反思。历史学的这一学科体系,充分满足了以大一统中央王朝为中心的国家记忆的需要。当然,其中显然还保留着族类记忆的浓厚遗存。

――姜义华 瞿林东 赵吉惠《史学导论》第26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特征】

古代中国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著。《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史部著作十五类520种,21 00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存目者约1120部,12400卷,加上被禁毁的书籍及本部类至晚清的史书,总数至少在5 000种以上,卷数至少9万卷以上。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具有下列特征:(1)治史是重要的国家行为,由国家任命的太史令、著作郎、起居郎等史官和专门设置的修史局、史馆总负其责。为前代修史则多由宰相监修。所修之史被定位为“正史”,以区别于各类别史、野史。私人修史,基本上是国家修史的补冗。(2)治史的目的,是维护和强化国家的统治秩序。对于统治者来说,治史是为了以古为镜,这就是周王所说的“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诏诰》)李翰在《通典序》中说:“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物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乎今。”(李翰《通典序》)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为的是通过“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穷探治乱之迹”,可以“有资于治道”。王夫之认为,“得可资,失亦可资  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对于广大被统治者来说,史书被用于进行社会教化,这就是《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说的“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后汉纪》作者袁宏所说的“史学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史通》作者刘知几所说的“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3)修史所关注的内容,主要是关系王朝兴亡盛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修史所关注的历史人物,无论视为圣贤豪杰者,还是视为奸佞邪恶者,都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兴盛为取舍扬抑的标准。(4)修史所使用的方法,虽一直倡导“据事直书”,反对“曲笔”,要求不掩恶,不虚美,治史者因此被要求兼具史德、史学、史识与史才。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史学虽然最具政治实践性,其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仍是传统经学;判断善恶美丑的标准,虽常常受到道家、法家、阴阳家等思想的影响,但占支配地位的,仍是儒家伦理道德。这样,史实的采集和取舍,史料的鉴别与删汰,便都不能不完全从属于以君王为代表的国家利益。历史的诠释,历史的反思,也不能逾越这一界限。

――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第17-18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

 

【史官和史馆制度】

我国先秦时代就有所谓的“君举必书”的史官制度,在古文献中我们能找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记载。《周礼·春官》中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官职,并明确记载了他们的职权范围和人员设置。到了汉代,史官制度逐渐完备。在殿中专掌历史典籍与撰述的史官到了东汉变为兰台史令。汉以后,历代都有史官专门记录皇帝每天言行的称为“起居住”。唐朝开始,宰相又自撰“时政记”。宋以后,由著作郎依据起居注、时政记撰成“日历”,或称为“日录”。南北朝时,出现了一种新的体例叫“实录”。

官修史书的史馆制度究竟开始于何时,史学界至今仍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北齐始置,以宰相领之,谓之监修国史。下设著作郎、著作佐郎,担任修史工作。北周、隋、唐沿置。也有人认为政府专门开设的史馆,集合众人共同编撰前朝国史的制度,那是到了唐代才开始形成的。唐武德五年(622年)高祖李渊采纳了令狐德棻的建议,集中一批文臣修史。唐太宗时设置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并由宰相监修。如魏征主修《隋史》,李百药主修《北齐史》等,同时又以他官兼任史职,称为修撰、直馆。这一措施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书编纂工作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从此为学者修史创造了条件。

—邹振环《什么是史官和史馆制度?》第678页《中国历史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口传历史】

在文字产生之前,传递历史记忆与生活经验的主要方法是口耳相传。研究古代非洲口头传说的一位著名专家发现:“在世界各民族中,不会书写的人的记忆力最发达。”他在非洲记录了至少一千人讲述的传说,发现“整个说来,这一千位陈述人尊重了事实真相。历史的主线处处相同。分歧仅涉及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这主要是由于陈述者的记忆或特殊的心理”;“陈述者不允许自己改变事实,因为在他身边总会有伙伴或长者,他们会立即指出错误,当面骂他是说谎者——一条严重违法的罪状”。非洲人在文字产生以前,通过存在于集体记忆之中的历史故事和各种传说,保存了历史环境、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许多资料。

    现存很多古代著作,便是先前口头传说的笔录。《旧约圣经》,过去多以为是神话汇集。20世纪人们利用考古学的各种成就,对它重新加以解读,发现它原是古希伯来人历史传说的记录,尽管在记录整理过程中有不少增补与加工。《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即所谓《摩西五经》,记录了闪族的远古历史,记录了希伯来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和摩西的传说,关于摩西的传说尤为详细。《约书亚记》、《士师记》,记录了摩西逝世后约书亚领导希伯来人征服迦南人,以及大小士师率部征战的事迹。那个时代的环境变迁、政治冲突、种族交汇、宗教信仰、生产与生活状况,语言、音乐、美术成就等等,在这些传说中都有生动的反映。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类似的远古传说和史诗。两河流域有描写早期城邦英雄人物的苏美尔史诗,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伽美什史诗》;古代印度有包含大量古代传说和英雄故事的《梨俱吠陀》、《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古代希腊有盲诗人荷马所传诵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它们的性质与《摩西五经》、《约书亚记》及《士师记》非常相近。大量传说之所以采取史诗形式,是因为韵文更便于传诵。在这些传说中,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常常含混不清或自相抵牾,搀杂有不少想象的或虚拟的东西,但是,结合考古材料,参照众多原始、半原始民族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便不难发现,这些传说包涵着丰富的真实历史。那些和历史真相混和在一起的神的启示或奇迹,正是这些远古民族对于历史的诠释。

在中国古代,史官必须记诵大量历史故事。《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史献书……瞽史教诲……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这里所说的瞽史,便是专门记诵历史传说与历史故事者。先秦典籍中,记录有许多远古传说。《庄子·盗跖》中说:“古者禽兽多而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麇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 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礼记·礼运》中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无法打出字)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这些传说描述了古人从采集渔猎到用火、建筑、居处、制作、衣服,和从原始群居而进至母系氏族社会的历史过程,那些最先发明了这些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氏族和部落,因此成为部族酋长而统率周围部落。

―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第12-14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

 

  

 

  【结绳刻木】

古人为了弥补记忆力靠不住这个缺陷,想出了许多帮助记忆的办法。根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在文字产生以前,曾采用过实物和形象的记事方式,来传递文化,这就是结绳、契刻和图画。

所谓“结绳”,就是把绳子打成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结子,人们看到结子的大小、多少和位置,就可以想起每个结所代表的事情。用它传递信息,其他部落的人也能明白打结人的意思。我国远古时代的确流行过这种方法,如汉朝学者郑玄曾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这种记事方法在我国历史上早已不使用,所以很难知道当时怎样结法,也不知道它们都代表什么意义。可是,在我国一些兄弟民族中,有过结绳或类似结绳的风俗,例如台湾的高山族,曾结草为约,云南的哈尼族,曾结绳进行贸易。在外国,如波斯人、秘鲁人,也都使用过结绳记事。

除了结绳,我国古代还采用过“契刻”的方式来传递文化。“刻”是雕刻,“契”是什么?有人说是木版,有人说是骨版。无论木版或骨版,大概是一种能够在上面刻划符号、帮助记忆的材料。这种记事方法在我国历史上也早已不使用了,自然,我们不知道在那上面刻划了些什么和怎样刻划;但我国云南省佤族人曾采用过这种记事方法,云南省博物馆曾收集到佤族的一根传代木刻。木刻两侧刻着许多刻口,每一刻口代表着一桩事情。据介绍,他们每年在第一次吃新米的时候,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然后拿出这根木刻,由一位年老的人讲述每一刻口所代表的事件,从而,本村的历史就这样传递下去,这是古代传播知识的一个典型方式的遗留。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10《蛮俗门》中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作者在静江府灵川县(今广西灵川县)做官时,有瑶人手持木契来告状。木契刻一道大的刻痕,其下有数十道小的刻痕,又刻一箭头,上有火烧痕迹,并钻了十多个小孔,穿上稻草打结。周去非不解其意,请人翻译才明白,大小的刻痕指仇人及其带领的部下,箭头表示仇人用箭射我,火烧痕迹是表示十万火急,十多个小孔并穿上稻草指希望仇人赔偿十余头牛。

  —来新夏著《薪传篇》第12-14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10月

 

   【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的兴起和扩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录音技术,因为在此之前,整理者只能通过笔录,所以一旦口述者去世或不能准确表述,笔录的内容就无法核对,而有了录音后,录音带就能起原始资料的作用。海外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东亚研究所所长韦慕庭(Martin Wilbur)的领导下,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部”,陆续约请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如胡适、李宗仁、顾维钧、陈立夫等人,以“由自己决定公开发表时机”为条件做口述回忆,这些材料均已陆续在海内外公开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新的史料来源。哥伦比亚大学保存的录音当中,最引起世人关注的莫过于张学良的数十小时口述历史。张学良作为改变中国历史的西安事变的中心人物,直至2001年以101岁高龄在美国逝世,几乎从未公开谈论过往事,可以想象这些录音内容一旦按规定在2002年6月5日公布,许多历史之谜将有可能大白于天下。

但我们运用口述历史材料(包括根据口述整理的回忆录)时要注意,口述者的记忆,他的知识程度、个人情感等等都会影响到史料的真实性。其中有的是记忆发生偏差,也有的属于情感因素,即使对记录者十分信任,他也会不自觉地隐瞒一些关键事件。如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寒云),虽然曾写过“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的诗句反对其父称帝,但1920年他在上海《晶报》连载《辛丙秘苑》,回忆袁世凯称帝前后的情况,照理这些都是他耳闻目睹的,但他却处处为袁辩护,说袁世凯称帝主要是受了手下政客的怂恿,是受了蒙蔽,完全是为他父亲回避隐瞒。更有甚者,他在《三十年闻见行录》中竟编造,戊戌变法时谭嗣同私见袁世凯时挟枪恫吓等等,无异于小说家言。而10余年前,段祺瑞女儿段式巽在《上海文史》创刊号发表文章,称1926年3月18日发生在执政府门前的惨案并非段的责任,段事先曾下令不许对学生开枪,但其部下贾德耀置之不顾,悍然下令开枪,以致酿成死亡47人、伤200余人的惨案。段从此长斋礼佛,以示忏悔云云。试问这样的回忆能够真实吗?我们不难想象,没有段祺瑞的命令,贾德耀敢下令向学生开枪吗?至于吃斋念佛,不少下台军阀都是这样做的,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

 ——葛剑雄等《历史学是什么》第13-14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千古石头记——岩画】

    岩画(ROCK ART),就是岩石艺术,是刻绘在石面上的绘画。岩画表现方式多数为岩面凿刻成画,也有用颜色直接绘于岩壁的,都能长久在露天保存。最早的岩画出现在几万年以前,欧洲发现了许多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狩猎者的洞穴岩画,非洲、亚洲、澳洲和美洲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岩画。中国发现的岩画据考证也有早到3万多年以前的,是见于甘肃嘉峪关和内蒙古阿善右旗的狩猎者的露天岩画。

    在中国重要的岩画发现地区,主要有广西、云南、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几个省区。在高山,在草原,在有岩壁有石块的地方,都可能留下先民们创作的岩画,留下了远古时代不朽的记忆。在内蒙古的阴山发现了长达300多公里的岩画长廊,新疆阿勒泰山更有长1 600公里的岩画长廊。有的研究者对岩画怀有一种极高的兴致,将它比作色彩斑斓的山花,是刻绘在峭立山崖上的卷帙浩繁的史书,我们完全能理解。

    中国发现的岩画,主要题材据研究有70余种之多,主要有自然事物、生产生活、信仰符号几大类,属于远古时代的题材也在这些范围以内。岩画内容一般都是客观现实的写照,图形虽然简单抽象,具有图案化的特点,但是让人一望即可明了,可以通过视觉明确感受它的内涵并产生联想,没有太难懂的画面。

    岩画中最能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大量的动物图形、人类的狩猎活动及信仰崇拜方面的内容。动物是岩画的中心题材,据统计一般岩画中的动物画面要占到80%~90%。在北方地区,岩画中的动物多达四五十种,出现最多的一些动物是岩羊、鹿、野马、骆驼等。岩画中的动物,一般是作者在大自然中所能看到的对象,也常常是他们狩猎的对象,这些动物在岩画中只不过是些简单的轮廓,它们各自凶猛、剽悍、机警、温驯的性格都得到完美地体现。

    对我们来说,最感兴趣的还是岩画中表现的作者自身的形象与活动。各地岩画中见到的岩画作者自身的活动,主要有舞蹈、狩猎、征战等。岩画中表现的舞蹈,有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和群舞,以独舞图像最多。有些舞蹈,是直接描写现实生活的,包括狩猎舞、生育舞、征战舞和祭祀舞等,舞姿或狂野豪放,或轻盈婀娜。

    岩画上表现的狩猎方式,主要有射箭、棒打、独猎和围猎等几种,发现最多的画面是持弓射猎。射猎者有时是单人独猎,有时又是浩浩荡荡地列队出击;有时是射猎巨兽,有时又是瞄准幼仔。史前狩猎者常常还要采用围猎的方式,去猎取那些美味的动物,于是我们在岩画中就看到了不少围猎图。围猎图中通常有猎者数人,人人手持弓箭,齐心合力向兽群出击(如右图)。

    岩画的作者还描绘了一些征战图,将部落间的激烈战斗场景展现在岩壁上。岩画中看到的战斗,有一人对一人的射杀,也有一群对一群的厮杀。同狩猎一样,战斗者的主要武器还是弓箭,弓手往往相向而立,持弓对射,尚不明你死我活。

岩画中还有相当多的画面是直接揭示作者内心世界的,表现了他们的信仰、崇拜与祈求。在各地的岩画中,都见到了太阳神的图像,有时是一轮形象的太阳,有时是在人面外加上太阳的光环,甚至还有人手托起太阳的(如图)。包括太阳在内的天体崇拜,在人类的史前时代是非常流行的,人们将太阳及月亮与星辰神化人格化,当作高高在上的神顶礼膜拜,希望从中获取战胜困难的力量。

    岩画中还可以见到一些人体的描绘,或夸大男女的性征,或专绘性器官,或表现孕妇与生殖,或直接刻绘交媾过程,这是史前生殖崇拜与性崇拜的证据。性崇拜被认为是史前艺术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在岩画艺术中它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盖山林在《中国岩画学》中,说过这么一段话:“岩画产生的时代,大约可以追溯到3万年前。从用石头和矛头武装起来的原始人,到使用弓箭的狩猎人,到游牧人和农业生产者,到金属的使用者,一直到文字文明的出现。岩画组成了世界艺术史的最早篇章,这些形象和符号是人类有文字之前,文化和智能的主要记录,……岩画是以艺术的形象语言,向后世道出了人类为生存而斗争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

  对于先民们来说,岩画的创作并非毫无目的,不是闲来时无奈的消遣,也不是饱食后忘情的陶醉,那全都是在生存抗争中发出的心灵呼唤。岩壁上数不清的千古“石头记”,那是自传体的画作,是先民们自我的发现,自我的宣泄。先民们也许从没有想到让自己的这大地艺术作品万世不朽,他们消逝的历史,他们不灭的精神,永远地珍藏在那些精心的刻绘之中,融入到了大自然之中。当我们这些后世子孙重新在大自然中发现它们时,我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们在岩画面前不仅领受到了史前艺术强烈的感召力,而且聆听到了岩画作者生命呼唤的阵阵回音。

        ――知原著《人之初――华夏远古文化寻踪》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

 

【直笔书史】

据《左传》宣公二年(前607)的记载,晋灵公荒淫暴虐,由此引发了晋国一场内乱。在内乱中,晋灵公为将军赵盾所杀,当时赵盾任正卿。内乱平息后,晋太史董狐记下“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公开出示。赵盾认为这不是事实,董狐反驳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你是正卿,逃亡时尚未走出国境,返国后又不惩治凶手,不是你又是谁呢?)赵盾对此也无可奈何。孔子听说此事后,赞扬董狐为“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前548)记载,齐庄公因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被崔杼指使手下杀死,另立齐景公为国君。事后,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被崔杼杀害。继任的太史两个弟弟仍如此记录,也先后被崔杼杀害。其三弟不畏死亡的威胁,仍秉笔直书,崔杼没有办法,只能放了他。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惟恐齐国的历史中断,准备去续写,走到半路,听说已经有人如实记载了,这才放心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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