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版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曲折发展解析二

●教材的第二板块讲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如何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求得自身发展的。教材里用了一定的篇幅谈到在外敌入侵面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行为。不管是在清朝末年还是在民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都有很多的斗争事例，特别是在民国时期，他们的斗争更多的表现在了政治方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逐渐壮大的时候，也迫切希望能在政治上有发言权。

【《申报》】
旧中国有影响的中文报纸之一。1872年4月30日（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与伍华德（L.Woodward）、蒲赖尔（W.B.Pryer）、瓦其洛（J.Wachillop）等合办于上海。该报最初是双日刊，从第五号起，改为日报（周日停刊），创刊时销售量约六百份，1876年日销售量增至二千份，1879年4月27日（光绪五年闰三月七日），该报增出星期日版，此后，周日不再停刊。为达到赢利的目的，该报大量刊登广告等商业性材料，维护西方侵华利益，政治上站在中外反动势力一边。为吸引读者，言论上尽量以中国人的口气说话，广泛征集、采访社会新闻，刊登八股范文和文人诗作，还出版通俗副刊——白话报《民报》，每周二、四、六出版。并先后出版了《瀛寰琐记》、《四溟琐记》、《寰宇琐记》等数种月刊。1899年改由股份公司经营。1909年由中国人席子佩购进。1912年股权再次易手，不久，由史量才独占，因注意经营，业务日益发展。1931年进行改组，史量才聘请陶行知为顾问，马荫良为经理，张蕴和为总编。政治上主张抗日与民主，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一党独裁，1934年史量才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1937年因不接受日军检查被迫停刊。次年出汉口版和香港版。1939年上海版以美商名义重新复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接管，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收。上海解放后停刊。

【《大公报》】
旧中国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日报。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主要股东有资本家柴天宠、王郅隆、朱志尧，北京天主教教堂主教樊国梁、法国公使鲍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等。政治上持保皇立宪立场，自称敢于揭露和攻击清政府的一些弊政，“替穷苦大众说话”，注意反映洋车夫、学徒、公馆仆役等下层民众的疾苦。创刊不久即成为华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一份报纸。1916年王郅隆接办。1925年11月27日停刊。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等人组成的新记公司接办。宣传上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对封建军阀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时有揭露和抨击，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特别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欢迎。曾先后增出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等版。解放战争期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有所攻击。天津解放后，1949年2月27日天津版《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该报上海版也于1949年6月17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成为人民的报纸。1953年元旦，天津版《进步日报》与上海《大公报》合并为天津《大公报》。1956年10月1日迁至北京，以报道财政经济为主要内容。1966年9月10日停刊。

【商会】
    商人社团，中国旧时商号会员或同业公会人员组成的不分行业的团体。商会的设立始于清末，最初称商业公所、商务公所或商务公会，民国成立后逐渐统一为商会。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驻沪修订商约大臣盛宣怀奏准设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并派严信厚为总理，第二年正式成立，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商会。其后，北京、天津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组织。1903年(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设立商部，次年1月商部奏准颁行《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分隶属于商务总会”。是年上海、天津分别在原有商业会议公所和商务公所的基础上改组成立商务总会。此后，各地商会相继成立，工商业者始以社团“法人”姿态出现。至1911年（宣统三年）计有商务总会50余所，商务分会80余所。清末商会以保护商业、开通商情、联络众商为宗旨，代表和反映了商人的利益，其所从事的活动，侧重于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兴办商学、开拓商智；受理商事诉讼等。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商会法》，同年全国各地正式组织的商会达1242个，会员在24.5万人以上，以后更是遍及全国各县市及较大乡镇。清末，商会曾发动或参与抵制美货、收回利权和国会请愿运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诸省商会大都先后转为赞成革命共和。但对于二次革命，则持反对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另组工商业联合会，旧商会始告解散。

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帝国主义对民族工业的压迫与摧残；
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府对民族工业的摧残与破坏；
民族资产阶级斗争的目的。
难点：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3．问题解答

【思考提示】：为什么欧格纳说：“机器进口，恐非西国之福也。”
参考答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入商品以及能够进行大生产的机器，其目的不在于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希望中国永远作为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成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是其附庸。在他们看来，向中国输入先进的机器，或许会使中国产生与之抗衡的机器化大生产的工业企业，这对他们来说，将产生一个竞争的对手，这违背了初衷。因此欧格纳说：“机器进口，恐非西国之福也。”

【思考提示】：民族资本主义作为崭新的进步的生产方式，它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民主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但是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与束缚，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要求。但是民族工业企业由于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又有着一定的依赖关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相妥协的一面。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自我测评】：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进行了怎样的抗争？
民族资产阶级组织起各种不同的团体，为了本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和抵制洋货运动。
他们对南京国民政府不断增加的赋税，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要求国民政府将各项捐税一律蠲免。
为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提高政治地位，要求从根本上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社会条件。

【材料阅读与思考】
阅读下面的材料一和材料二，分析是哪些原因导致了民族工业陷入困境，民族资产阶级有什么样的要求？
材料一：据1946年6月重庆“中小工业问题座谈会”的报告称：“后方中小工厂联合会所属军布、制车、炼油、煤矿、机器、……印刷等行业的1110个加工厂，尚未正式停业，而实际停业者已逾80%。后方工业尚能幸存者，仅限于基础比较雄厚的大纱厂，以及并无外货竞争的小手工业而已”。
材料二：：“夫中国改革既有绝对之必要，而改革之大义曰解放、创造，非复古，亦非俄化，则大体之国是可定矣。此无他，对内履行民主政治，提倡国民经济，采欧美宪政之长，而去资本家专利之短；大兴教育以唤起民众，争回税权以发达产业；对内务长治久安之规模，对外必脱离不平等条约之束缚。” ——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4—75页。

参考答案：
民国后期，国民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官僚资本的压迫，美国商品的廉价倾销，给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材料中提到的重庆中小工业中的80％已实际停业，就是以上原因造成的。至于那些尚未停业的仅包括基础比较雄厚的大纱厂，以及并无外货竞争的小手工业，所有这一切都是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带来的后果。

资产阶级要求对现实进行改革，这种改革表现在：
政治上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现政治民主，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要求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要求振兴教育；外交上要求废除历届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争回被外国侵略者掠夺的利权。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5．历史问题注释

【厘金】

1853年，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费，清军清江北大营军务帮办雷以諴在扬州仙女庙首先设卡抽厘，试行开征，名义是“捐厘助饷”，因其抽捐率约为货物价值的1％，即一厘，故称厘金。厘金分为两种，一种是行厘（有称活厘），是抽取于行商货物的通行税；一种是坐厘（又称板厘），是抽取于坐商的买卖交易税。雷以諴奏称，设卡抽厘，“细水长流，源远不竭，于军需实有裨益”。清政府于是下令将厘金制度推广到全国。由是，城乡要道，水旱码头，税卡林立，“奉宪抽厘”的旗号比比皆是，清政府每年可搜刮数千万两白银。此后厘金制度逐渐演变为清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制度，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军饷来源。1874—1908年厘金税率高达5％，它不但增加了广大人民的经济负担，而且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清末虽有“裁厘加税”之议论，但终未能实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于1931年实行统税制度，对国内工业产品按一物一价的原则一次性征税后，产品就可以通行全国，不再征收厘金、杂捐，改变了从前“厘卡林立，重叠征收”的弊病。

【永安百货公司】
华侨资本经营的最大的百货公司，由澳大利亚华侨郭乐、郭泉兄弟等人发起创设。1897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开设永安果栏（果行），以经营水果批发业务为主，兼营中国土特产批发零售。资本1400澳镑，1907年在香港与他人合伙组建公司，资本为港币16万元，郭泉任经理。1918年又筹集港币200万元，在上海设公司，经销国内和其他国家的商品，并附设酒楼、茶室、旅馆、游乐场等，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在国内外颇有声誉的百货公司。还在英、美、日等国设办庄采购百货，组织土特产出口。在旧上海四大百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中名列首位。与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等共同构成永安集团资本。1956年上海分公司公私合营，1966年改为国营。

【上海银行公会】
上海银行公会是上海银行业的同业组织，创始于1915年春，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盐业银行、中孚银行等七行共同发起。创立之初，既无会址，也无章程，仅每日中午有各行负责人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聚餐以讨论会务。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会址落成，四明、中华、金城、广东、聚兴诚等五行相继加入，于是订立上海银行公会章程，并照章程选举董事，银行公会正式成立。

   上海银行公会的宗旨是：1.联合各会员银行，研究业务及经济事项；2.互相臂助，促进同业之发达；3.矫正营业上之弊害；4.筹设票据交换所。入会会员限成立已满三年、总行设于上海之银行，或其他埠总行成立已满三年、上海分行成立已满一年之银行。

上海银行公会曾于1920年9月通过上海银行营业规程，规定入会银行营业上应遵守的规则，此外，还规定营业准备金之比率至少为银行资产的20％。中国金融业者在此之前从无准备金之规定，钱庄、银号的经营更谈不上准备金。上海银行公会除规定各入会银行之发行准备、营业准备外，还首创银行公共准备金，由公会负责保管，会员银行如因特殊原因用款周转时，可向公会抵押贷款，此举对于上海银行度过难关有很大的帮助。

上海银行公会在1926年时有会员银行24家，占当时上海华资银行总数的四分之一，南京政府成立后，会员数目更为增加，对上海银行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上海钱业公会】

钱业公会是上海钱业的同业组织。上海钱庄同业组织可溯源至清乾隆年间的“钱业总公所”（地址在上海邑庙东园），由乾隆年间直至清末，上海钱庄业者每逢重大事故，即聚集该处会商对策。光绪九年（1883年）上海南市钱业公所成立；光绪十五年，上海北市钱业会馆成立。1917年，南市钱业公所与北市钱业会馆鉴于南北分立，联络不便，乃正式合并为上海钱业公会。

上海钱业公会成立之初，规模很小。1920年改设董事5人，共管会务；1928年，改为委员制，设执行委员15人，任期2年。钱业公会的主要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订立上海钱业的营业规则；2.加强同业联系，遇金融恐慌时，负责联合各钱庄垫款支持即将倒闭者，以维护钱业的信用；3.调节及裁决同业竞争；4.订定上海洋厘、银拆行市；5.贯彻汇划制度；6.负责对外交涉。

【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

这些年来，不少学者重视从近代化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对于近代化的概念、进程和特点等问题颇多争议，其中最大的分歧是于近代化的内涵理解不同。一派人认为，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另一派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近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化的应有之义，而且直接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近代化问题相关，学者们对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的评价，也产生了争论。有关洋务运动的争论，不同的观点大体有三：一部分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机而发起的自救运动，它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客观上有某些进步作用，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起了阻碍作用。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它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因而将之视作代表近代中国进步运动与近代化的开端。另一部分学者主张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和从中国近代化总的进程这个角度来考虑洋务运动的历史。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间矛盾的产物，又是中国积极回应世界文明潮流的结果。其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略，提倡学习西方，推进近代文明。它是一场地主阶级领导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因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方向。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主张分阶段评价，认为1880年以前，洋务运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80年后，当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变专制为民主以适应它的发展时，洋务运动仍坚持封建专制制度，便因违反历史潮流而失败。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 近代前编（1840—1919）（上），甲编  序说•第二章  研究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19——121页。

【关于“官僚资本”问题】

“官僚资本主义”简称“官僚资本”，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三大敌人之一。对“官僚资本”的性质、作用和对它应采取的政策，在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中，都有明确的论断和规定。毛泽东为它下的定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近年一些论者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提出“官僚资本”这一概念是否确切的问题。认为这个概念较为含糊、不易掌握。因为官僚办企业都和国家政权有不同程度的结合，但官僚办的企业哪些属于官僚资本，哪些不是，难于区别。而政府办的企业属于国家所有，并不是某个官僚所私有。具体意见有以下几种：

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作为通俗名称，原意并不明确，但已为群众所接受，并载于党的文献，因而主张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另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是一政治概念，不是经济概念，使用这种术语去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不无道理的，但用以研究经济问题将会导致概念上的含混。主张在经济研究上，使用“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这种概念。还有人明确表示不赞成使用“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理由是，虽然这个通俗名称已为群众所接受，并已被用于某些政治文献，然而，既已察觉到它的缺点，且已认识到它的实质就是不同主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正确使用科学的经济概念。

讨论中总的趋势是，除少数学者坚持“官僚资本”传统观点外，一般都主张以“国家资本”代替“官僚资本”这一概念。认为这样可使概念更为明确，不易把官僚私人投资与之混淆。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二卷， 近代后编（1919—1949）（上），甲编  序说•第二章  研究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22页。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概况】

“九五”期间,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具体表现是传统研究课题继续深入、新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日益更新,研究水平有所提高。

（一） 传统产业与经济现代化。

关于传统农业在近代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九五”期间的研究不仅关注中国传统农业内部的经济因素,而且对因城市工业经济发展增加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所导致的农户家庭劳力分配结构和家庭经济结构的变化,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阐明“衰退”、“增长”、“停滞”和“内卷”都不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演变的主要特征,其主要特征应该是“非平衡化”与“不平衡”。在传统手工业研究方面,主要是论述了传统手工业作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有所发展,有的更逐渐转化为机器工业。但是由于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传统手工业生产单凭本身的力量,企图长期阻止外国工业品的输入,或者与外国工业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竞争是很难成功的。如何对待、处理传统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的相互关系,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有的学者描绘了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之间和同一行业内部机器大工业与传统手工业生产共生并存的状态。有的认为传统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之间不仅有竞争,也有互补,并着重探讨了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有的认为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发展手工业的政策、鼓励学习和推广外国先进技术,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不过政府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些积极效应,但也只是延缓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衰败而不能从根本上振兴手工业。 
 
 (二)工商业与国内市场。

作为经济史的重要分支——企业史的研究亦是“九五”期间研究的重点。但除了对近代企业的兴起、发展和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外,此期间更加关注的是近代企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企业资本与商业资本之间的互相渗透、近代企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制度的发展演变。有的学者认为近代工业资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对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甚至整个农村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不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在外资竞争压力下,工业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虽然存在兼并、收购的趋势,但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也在加强,而且工商业和金融业之间的相互渗透提高了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由于历史的原因,近代民族资本企业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社会性的企业文化模式,但近代民族企业家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利用、改造,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精神。按照经济理论,资本的组织形式一般分为独资、合伙、合作与公司制度四种基本类型。“九五”期间的研究不仅就上述四种类型在近代中国存在的历史环境、实际运行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而且着重探讨了近代中国企业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法”的环境以及企业制度创新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企业的组织形式和交易、协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状况的影响或制约。此期间的研究不仅考察了国内总贸易和市场规模、对各种类别的市场以及市场区域等级结构也进行了探讨,还深入研究了近代中国市场价格体系和市场需求。指出在经济发达地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已完全形成,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和要素市场也开始出现,近代中国总需求呈不断上升的总体趋势对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变化亦产生了相应的促进作用。近代中国商人组织,尤其是商会史的研究愈来愈为中外学者所瞩目,不过此期间的研究摆脱了过去局限于探讨商人组织的社会属性、组织结构和功能,而是将商人组织纳入到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就商人组织的演变轨迹,商人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商人组织的外交活动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如有的对近代中国同乡组织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过程进行了考察与分析，认为传统同乡组织经过改造后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有的通过商会透视了近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三)经济政策与经济法规。

对近代中国经济政策发展演变及其影响的研究,可谓是“九五”期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进展。有关的成果不仅分别探讨了晚清、民国初年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和法规,而且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近代中国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通过分析各个时期经济政策和法规制定的过程、具体内容和实施状况,对不同历史时期各项经济政策加以审视的对比和观照,客观地评价了历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法规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对近代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影响获得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有的学者就近代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订的过程、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探讨,认为近代经济政策和法规与资产阶级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但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产生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经济伦理进行了考察。

(四)中外经济关系。

在揭露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一面的同时,有些研究成果也阐明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近代化在客观上产生了某些积极作用和影响。例如有的从“给与拿”、“促进和压迫” 两个层面对近代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作了一个全方位的总体评价,指出西方列强的确带来了先进的物质文明和制度,但同时也从中国夺去了更多的特权和利益,故西方列强既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传播者,又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者,是两种不同的作用,且有着主次之分。有的探讨了中国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指出中国近代进口商品品种日益增加,出口贸易也呈多样化发展。有的研究认为由于近代中国主权受制于人、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银价的影响,出现了无论银汇涨跌,中国的对外贸易始终处于不利地位的奇特经济现象。有的学者在对近代中国内外债的起源、总额、还债与理债过程、债款的形态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后,指出应该拓宽近代中国内外债史的研究领域,用新的方法和视野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五)跨学科研究蔚为时尚。

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及其相互渗透,要求人们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去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拓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于是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生态学及计量方法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上各显身手。如有的运用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近代中国工业化与农业的关系;有的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探讨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指出制度变迁才是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原因;有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以宏观层次的群体心理及行为为主的方法,考察了近代资产阶级对现代化的反应;有的运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了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有的则借用计量方法对1927-1936年的宏观货币需求进行了尝试性的考察。这些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对研究视野的扩大和角度的创新,对分析的深化和合理化,都产生积极作用。

(六)研究更加贴近现实。

史学研究只有贴近现实才能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近几年来,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意识到经济史的研究应古为今用,把学科建设与为现实服务很好的结合起来。因此,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有着密切关系的课题,诸如对外经济联系与本国经济的发展、旧中国政府行为与经济的发展、近代市场发育与价格体系、近代中国工商业组织的演变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等方面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诸如对近代证券市场、房地产业、交通设施的建设等一些较为具体的课题的研究也大大加强。随着研究的深入,近代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产业间的经济关系、地区间的经济联系等与现实相关的近代经济史课题的研究也逐渐展开。

此外,在近代城市史和财政金融等领域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在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等等。

但是,从“九五”期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状况,也可以看出其缺陷所在。一是现有研究大都限于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宏观上的探讨仍显得比较薄弱,缺乏有份量的新成果;二是对传统课题的进一步研究较多,开拓新领域、新课题的新成果则比较少;三是对一些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尚未开展深入研究,例如近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近代乡村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中外经济交往(特别是民间交往)的方式与影响等,均有待于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四是高等学校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仍存在着两种趋向,一种是经济学科中的研究者主要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侧重于生产力方面的研究,另一种是历史学科中的研究者主要采取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侧重于经济变迁与社会发展这方面的探讨。两种方式的研究各有所长,但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加强两支研究队伍的交流与融合,在经济史研究中将会取得更为突出的成就。
——朱英：《“九五”期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5月，第40卷，第3期。

  进一步阅读建议
为进一步了解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同学可以阅读下列参考书，以开拓知识面。
1、 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
2、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
3、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
4、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
5、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
6、郑师渠主编：《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
7、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2版。
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9、王玉茹 刘佛丁 张东刚：《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以政府的行为分析为中心》，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