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版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曲折发展解析一

2、教学内容分析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开始出现，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不仅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同时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创造了条件。本课第一部分内容讲的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的原因、过程以及表现，描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在鸦片战争后利用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的特权，大肆向中国倾销工业品，打击了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直接造成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从而也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教材首先综述了传统社会里中国经济的特点。图片“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村的家庭纺织业”非常形象地再现了自然经济的模式—男耕女织。但是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鸦片战争后逐渐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打破，伴随着五口通商，中国的国门逐渐被打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动，为民族工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近代民族工业首先出现于东南沿海一带。从六十年代开始到甲午战争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与束缚下，中国民族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教材中介绍了民族工业产生的两条途径：一种是一部分中小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华侨等，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另一种是部分手工工场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转变为近代工矿企业。民族工业创办初期的几个主要厂矿是：

【发昌机器厂】：该厂原是以打铁为业的方举赞、孙英德在1866年合伙设立的一家打铁作坊，资本不过二三百元，工人四五个。设在上海虹口外商老船坞的对面，专为老船坞打制修配船用零件。据称，发昌在1869年已开始使用车床，虽无文献证明，但该厂在《申报》上所刊广告已称“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到1876年该厂又有广告称有“小火轮出售，由英国来的，并有自造的数只”；第二年，又广告称“专造大小火轮机器，已经造起数艘。……兼造门市车床、汽锤、铜铁器皿”。1879年，方举赞退休后，在方逸侣经营下，发昌在80年代大发展。它经营铜铁翻砂、铁工，制造各种机器，造小火轮仍为主要业务。据老工人讲，到1890年，发昌有车床、钻床、牛头刨、龙门刨、铡床等近20台，厂内“可容纳200人工作”，另有翻砂、制模等车间，和“水汀炉子间”供应蒸汽动力。但是，这时老船坞已归规模甚大的英商耶松船厂所有，不再由发昌加工零件。到1895年，发昌业务已冷落，全厂仅有60余人，也不再造船了。1899年，发昌无法维持，盘给耶松，成为老船坞的一个车间。

【陈启沅与继昌隆缫丝厂】：陈启沅（1834—1903年），字芷磬，号息心老人、息心居士，广东南海人。少年时涉猎诸子百家、星象舆地诸书，希望能够科场高中，“两赴童试”，后因“父没，……遂弃书而继父志，……以农桑为业，实则半农半儒也”。嗣后，小有余蓄，惟“家计日繁，弃农学贾”，成为商人。赴安南（今越南）帮助兄长料理商务，后来遍历南洋各埠，见法式先进机器缫丝，产品精良，于是动了回国兴办机器缫丝厂的念头。1872年回国，第二年在南海西樵乡简村创办了继昌隆缫丝厂，占地约40亩，以银4000两建厂房，购置机器设备，以银3000两作为流动资金。该厂有煮沸水锅炉一座，脚踏式缫丝工作位300个，焙茧室一间以及焙房、藏茧室等，1874年秋冬之际投产，有职员30余名，雇佣工人六七百人。出丝精美光洁，远销欧美，遂获厚利，为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因“果著成效，机房中人又联群挟制，鼓动风潮，谓此风一开则工人失业，生计立穷，无知之民相率附和，几欲将丝厂毁拆……”。1881年，因同业竞争，被视为异端，南海知县下令停产。将丝厂迁徙澳门，最初命名为和昌，后改名为复和隆，1885年又迁回简村，改名世昌纶。1903年陈启沅在南海去世。著有《理气溯源》、《蚕桑谱》、《周易理数会通》、《陈启沅算学》等 。

●从1895年到1913年民族工业在内外一系列有利因素的刺激下，形成了一个发展的高潮。教材中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了主张“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张謇，并列举了当时的几个比较有名的民族工业企业。

【张謇】：1853—1926年，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立宪派。江苏南通人，16岁中秀才，1885年中举人，1894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甲午中日战争后，致力与实业与教育。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建议两江总督刘坤一及江南各省宣布东南互保。1906年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1909年，任江宁高等商业学堂监督；同年任江苏咨议局议长。1911年，任农工部大臣兼江苏宣慰使，但辞职不就。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担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以解救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1913年，任熊希龄内阁工商、农林总长及全国水利局总裁。1914年5月，国务院改制，任农商总长。袁世凯称帝时，被封为“嵩山四友”，不受。1919年，任江苏新运河督办。1921年，任吴淞商埠督办。1926年8月24日，病逝于南通。遗著有：《张季子九録》、《柳西草堂日记》、《啬翁自订年谱》。

张謇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坛上比较重要的人物之一。曾先后创办大生第一、第二、第八等纱厂、广生榨油公司、复兴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大达轮船公司  纺织公司。1934年共有纱锭17万余枚，布机1200余台（1935年第二纺织公司倒闭，1952年第一、第三纺织公司公私合营，1966年国营）。另外又建立了一系列盐业、榨油、面粉、冶铁、轮船等企业，形成大生资本集团。与此同时，他把经营实业的部分盈利，投入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在南通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等十余所学校，其中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最好，1920年三校并为南通大学。在南通以外的其他地方，张謇还倡议并资助建立了一些学校。

本课的重点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兴起的背景及意义。

本课的难点
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与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关系；初创时期的民族工业多集中于轻工业的原因；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远远超过官僚资本，成为中国工业资本的主体的意义；基于民族工业而产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对于此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以上几个难点多带有一定的理论性，也比较抽象，需要教师逐步引导学生理解。

3、问题解答

 【思考提示】
买办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买办拥有巨额资金，又同外商企业有较多的联系，从理论上讲，应该能够大大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买办收入的大部分被买办及其家族浪费掉。消费之外的积累，大部分寄存或附股于外商企业，同外商资本合流；有少量转化为土地从事封建剥削；真正中国近代企业的包括官督商办和商办企业，在19世纪后半期，更可说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了。
买办投资于近代工业、航运业始于19世纪70年代初洋务派创办官督商办企业。据现有材料，1873年唐廷枢、徐润接办轮船招商局后，该局有徐润投资至少24万两，唐廷枢投资至少10万两，买办出身的陈树棠据称投资10万两，此外，大约还有郑观应投资。上海机器织布局有郑观应、徐润、唐汝霖等人的股份。名为官督商办实际上是商办的矿业，如安徽池州煤矿有徐润、杨德的投资；热河承平银矿有徐润、唐廷枢和李文耀的投资。买办投资于大型民族工业主要是在20世纪以后的事情。
买办以其有较大的资金，又有兴办近代工业所必须的某些洋务知识，对于近代工业的创办有一定的贡献。

【思考提示】
为什么在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阶段，创办者多是官僚、地主？
参考答案：
原因之一：地主、官僚和商人是最早与西方侵略者打交道的中国人，他们在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深受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刺激，既痛感于利源被侵略者所掠夺，又看到了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创办了一批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工业，希望实现国富民强。
原因之二：他们把地租和高利贷剥削收入的一部分投资于近代工业，是因为新式工业能给他们带来比较优厚的利润。

【自我测评】
1.连线
继昌隆缫丝厂                      张謇
发昌机器厂                       陈启沅
保兴面粉厂                       方举赞、孙英德
大生纱厂                         荣宗敬

2.了解了张謇的经历后，谈一谈你所理解的“学而优则仕”。
    1894年（光绪二十年），张謇参加会试，高中状元，按例授翰林院修撰。甲午战争爆发后，张謇力主抗战。甲午战争失败后，张謇愤于朝廷的“昏聩”，同时又深忧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内地设厂，将会导致“尽撤藩篱”、“喧宾夺主”的恶果，因此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先后创办了一系列工矿企业、教育等其他事业。
从张謇的事迹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是为国分忧，为国家强大而奋斗，不论是“为仕”，还是“在商”，最终目的，都是要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所学。

【材料阅读与分析】
根据以下材料，你认为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输入对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材料一：“洋布‘幅宽质细价廉，而适于用，人皆便之，反弃土布不用，其夺我之利，实为最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22页。
材料二：“往者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文。自洋布盛行，土布日贱，计其所赢，仅得往日之半耳”。——杨震福等：《嘉定县志》，卷八，光绪八年刻本，第16—17页。

19世纪7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倾销开始广泛解体，广大农民被迫到市场上购买洋纱洋布及其他生产资料，小农经济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
外国资本凭借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一系列特权，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侵略，是中国自然经济初步解体的外部条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生产既无法与外国资本主义倾销的商品竞争，也无法长期阻挡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时期内，以“男耕女织”为核心的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5、历史问题注释

【资本主义萌芽】：
理解资本主义萌芽应该从以下三个角度出发：

1、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经济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而不是指一种内含的因素或发展趋势。萌芽状态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质逐渐增长，旧质逐渐消亡；因而，代表萌芽的经济实体就不能不具有过渡性和两重性，也就是说，在考察萌芽的存在的时候，不能要求它纯粹的资本主义性质，它必然会包含或多或少的封建性的东西；也不能要求它具备资本主义的全部机能，而只是主要的机能。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经历数百年的历史，而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它的出现，不必借助于暴力，也不一定以暴风雨式的所谓原始积累为前提。

2、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它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来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象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进化的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的萌芽过程已经开始。这就是说，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关系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3、资本主义萌芽，对于它所出现的社会和时代来说，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拒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连续性。这就是说，我们考察资本主义萌芽，就要估计它的历史作用，如果它只是历史上的一段插曲，也就不必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了。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地消灭，必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
——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5—7页）

【保晋矿务公司】
清末山西人民为收回该省已失矿山的权益而建立的近代矿业企业。1898年（光绪三十四年），山西商务局与外资福公司订立借款开矿合同，出让该省潞安、泽州、平定、孟县、平阳等处煤铁诸矿的开采权。1900年前后，福公司前往勘矿并要求封闭华人已开采各矿，山西人民一致反对，同时按亩出捐，集资创设了保晋矿务公司。1907年公司成立，实收股本为银162万两，官私都有，赎回被夺矿权并经营大同、阳泉等矿，享有减免厘税特权。公司成立初期，年产煤只有数千吨，辛亥革命后，增至10余万吨。抗日战争期间为日本劫夺，战后由国民政府接收。解放后，矿区收归国有。

【启新洋灰公司】
中国最早创设的私营水泥厂。其前身是1899年（光绪十五年）李鸿章指派唐廷枢创办的唐山细棉土（英文水泥cement的音译）厂，官商合办。由于经营不善，1900年由周学熙接手，不久因有开平煤矿垫款，与开平煤矿一起，为英国商人霸占。1906年周学熙收回重办，并据为己有，改名启新洋灰公司。股本100万元，因为与袁世凯的关系密切，取得了一系列的经营特权，规模不断扩大。1924年兼并了湖北水泥公司，1932年扩充为甲、乙、丙、丁、戊五个分厂。1932—1935年，年产量达24.7万吨，占当时全国水泥产量的43.7％，年平均销售量占全国水泥总销售量（包括进口水泥）的40％。1927—1937年累积利润1740万元。1934年又投资江南水泥公司，成为中国水泥工业的巨擘。为了与外商竞争，1925—1936年间，先后与华南、中国、江南等水泥公司进行联营。抗战期间，被日军劫夺，所产水泥全部供日军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收，后来又发还。新中国成立后，该公司于1954年实现公私合营，1966年改为国营。

【清末新政】：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主要内容有：

1、 编练新军
1901年下诏停止武科举，淘汰绿营。1903年设立练兵处，派庆亲王弈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充会办大臣，铁良帮同办理。1904年练兵处和兵部会同奏定《新军营制饷章》和《陆军学堂办法》，计划全国编练陆军常备军36镇。各省成立督练公所，由督抚兼管，设有将军都统省份，由将军都统任督办。1905年又成立巡警部，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办理警政。
筹饷，“非练兵无以自强，而练兵必先筹饷”。练兵与筹饷是“新政”的两大重点，筹饷尤为先着。清政府既要偿付《辛丑条约》规定的巨大赔款，又要办“新政”，财政竭蹶愈甚。为此，它百计罗掘，加捐加税。1903年便强制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用摊派法，令各省州县官吏每年上缴中饱浮费320万两；二是根据袁世凯在直隶筹集烟酒税80万两的谎报，命令各省认真稽征烟酒税，摊定各省每年共缴640万两，两项合计近1000万两。此外，巧立名目，层层勒索，无奇不有。

2、 废科举，兴学校 
1901年清政府通令各省书院一律该为大学堂，各府州县学该为中、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3年颁布各类学堂章程，统一全国学制；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成立学部，同时在京师设立仕学院，进士馆，各省设立课吏馆。此外，令各省派遣官费留学生，鼓励自费留学。学成回国，经考核后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各项出身。

3、 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1903年正式成立商部，奕劻之子载振为尚书，并张謇等充头等顾问。其后又颁布了一些有关商务和奖励实业的章程，如《商部章程》、《奖励公司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劝办商会简明章程》等。在这些章程中清政府宣布自由发展实业为合法，承担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责任。

4、整顿官制
1901年7月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派庆亲王奕劻总理外务部事务。其后陆续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湖北、云南、广东巡抚及江宁织造衙门等闲曹和重叠的机构。同时裁各部书吏及各省州府县差役，下令停止捐纳买官。

从表面上看，这些新政措施与戊戌维新相类似，实则二者性质不同。1901年1月西太后在西安发出新政上谕时，即规定了它的性质：“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即是说封建专制制度是万古不变，“新政”只是求在具体的统治方法上有所变通。所以它与康有为倡导变法水火不相容，“殊不知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清政府的“新政”，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这与其主持者的主观动机并不一致：

新军在清政府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中虽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到后来大部分为革命党所掌握，成为发动辛亥革命颠覆清王朝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为办“新政”，加捐加税，使清王朝原本就已腐败的吏治更加腐败，由是激起的各地人民群众抗捐抗税斗争的持续发展，又成了加速辛亥革命高潮到来的催化剂。

废科举、兴学校和“奖励工商”虽非“新政”的重点，但其客观影响不容忽视。前者在教育史上有其地位，促进了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而且有助于西学新知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后者虽然多属官样文章，但有关政策法令的公布毕竟打破了“重农抑商” 的传统观念，提高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从而也有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清政府的“新政”，又为野心家袁世凯扩充个人势力提供了机遇。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袁一到任，便抓“练兵筹饷”。1902年—1905年，先后编练成北洋六镇，共计兵额6～7万人。又将盛宣怀控制下的大批洋务企业夺取过来，并加以扩充。袁世凯以北洋六镇为政治资本，凭借经济实力，结党营私，声势日盛，左右了朝政。袁世凯势力的崛起，无论对清政府的命运，还是对20世纪初年的中国政局，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郑师渠主编：《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05—308页。

【实业】：
旧时对工商业的统称。清末，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工业技术，以增强反侵略能力，亦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后又提出允许商民投资建立西方式新式工业的主张。康有为则提出“成大工厂以兴实业”，出现了“实业”一词，还主张把中国定为“工国”。清光绪十八年（1902年），张謇将实业定义为“实业者，西人赅（兼）农工商之名”。以后“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口号日趋普遍。1919年孙中山制定了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蓝图——《实业计划》，在实业建设的规模以及对认识上，都超过了前人。

【买办】：
又称“康白度”（葡萄牙语的音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或代理人。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佣的当地管家。在中国，鸦片战争前通常指在广东公行中为外国商船采购伙食、用品，或为外国商馆管理内部事务，或从事于行商制度所允许的居间买卖的商人。鸦片战争后废除公行制度，外国商人在通商口岸设立洋行，雇佣通晓外语，熟悉商情，有一定财力和信用的中国商人代办进出口具体业务，给他们一定的佣金，这些人习惯上被称为买办，这时的买办已与战前截然不同，不再是单纯的中外贸易居间人，而开始为外国侵略者效劳，成为被洋商收买的代理人，成为西方殖民势力侵华的重要工具。买办商人为外国资本家推销商品，收购原料，经办业务，把自己的生存发展和侵略者紧紧联结在一起，他们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重要社会支柱。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首先遇到的重大问题。

林增平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以为，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大多凋零，幸存者绝少，因之“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同样强调，中国近代工业是鸦片战争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
吴承明对此持异议。他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一文中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手工业变化情况后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鸦片战争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业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替代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因之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产生的途径之一。所谓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品对传统手工业的破坏被夸大了，“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

汪敬虞选取一般论者公认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盐井三个行业进行了具体考察，则提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应当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他在《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说：“割断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联系，认为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一种极端。反之。不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强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把它看成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是另一个极端。”与此相关，研究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年代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以往一般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于19世纪60－70年代。近年有些学者以为应当提前到19世纪40－60年代，否则便是在实际上忽视了此期“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发展”，忽视了此期“买办已经形成为一个社会集团”，忽视了此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在发展”。换言之，即忽视了近代早期这三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 近代前编（1840—1919）（上），甲编  序说•第二章  研究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97－98页。

二   民国年间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1、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了解民国时期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主要史实，探讨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
【知识与能力】
了解民国初年兴办实业潮的史实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一些资本家和地主在向近代工业投资的同时，并不放弃土地和其他封建剥削？从而培养学生透过历史表象发现本质的能力。
通过分析民国初年兴办实业潮的原因，培养学生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
面对民国后期民族工业发展的困境，要求学生自由讨论，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并组织不同观念的学生学会如何进行符合规则的辩论，以提高学生用各种方式表达个人观点和在独立思考基础上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要掌握探究式学习的方法，即善于选择要认识的事物和现象，并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通过收集和整理相关资料，运用抽象思维进行加工，构建有说服力的论证体系，最终得出自己的新见解。在探究式学习的过程中，要善于同他人交流观点和看法，听取他人的不同观点，以补充自己的论据和拓展观察事业，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看法更接近真实与客观。
教师在设计课型、把握教育重点、发掘课程中的教育价值、启发和引导学生体验历史知识中蕴涵的思想精华，以及对学生的学习过程作出全面、客观、公平评价等方面起到组织、设计、示范和实施的主导作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阅读材料“战时民族工业的西迁”，师生共同体验战时民族工业西迁过程中的艰辛、牺牲和顽强、不屈与仇恨，感受强烈的情感震摄和精神升华，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形成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承受挫折和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

2、教学内容分析

●民国初年，在一系列有利因素的推动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教材中谈到了造成这一高潮的几个方面，包括了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指出，正是这些原因才造成了民族工业的大发展，特别是面粉业和纺织业发展得更快，教材中用了一些数据说明了这个现象。进而指出，虽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但是中国的工业体系仍然不完善，主要的表现是，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而且主要的重工业部门操纵在外国资本手中。从全国的经济总量来看，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1920年中国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总值中，新式产业只占7.84%，而传统产业占92.16%，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仍然是任重道远。

●民国后期，由于官僚资本的野蛮掠夺、战争的巨大消耗，以及美国的经济侵略，使民族工业遭到巨大打击，大量的工商企业破产倒闭。教材里列举了造成民族工业的发展陷入困境的五个方面的原因，所有这一些，都是对民族工业的巨大打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特别是1935年的“币制改革”，对防止白银外流，稳定金融市场，促进物价回升，刺激生产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抗战前夕是民族工业的一个短暂的发展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了较大发展，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一些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如：化学工业、橡胶工业、搪瓷工业等。这一时期同时也是官僚资本加强对民族资本控制的时期，经过“币制改革”，四大银行成为官僚资本聚敛财富的重要工具。教材中引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官僚资本是如何凭借国家政权，巧取豪夺，迅速聚敛起巨额财富的。

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民国初年民族工业呈现出“短暂春天”的原因和表现；
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及其意义；
民国后期民族工业发展的困境的原因。
难点：民国年间民族工业发展的曲折性；
      国民政府建立后采取的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的控制与压迫。

3、问题解答

【思考提示】：为什么一些资本家和地主在向近代工业投资的同时，并不放弃土地和其他封建剥削？

中国的封建剥削形式，如地租和高利贷收入很高，对中国工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如果社会上大量存在的地租和高利贷收入高于或者等于投资工业的利润。要想把社会上的资金引向投资工业就很困难，也就是说，只要地租和高利贷等剥削形式收入很高，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要得到充分发展就不可能。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中土地兼并现象仍十分严重。在当时，投资土地有很高的回报率。除个别地区外，全国各地的地租率一般都在40％—50％之间，高者可达60％甚至70％。地主、军阀、官僚、商人这些土地占有者，每年都要从农民手中剥夺全年收入的五成六成，甚至七成以上，这样高的封建剥削收入是经营工业利润所不能相比的。
另一种封建剥削形式是高利贷活动，高利贷率在当时是很高的，比如1900年北京的典当利润一般都在三分以上，三分以下的极为少见，即使如此，也比工业利润高出很多。
封建地租和高利贷收入超过了工业提供的利润，这就决定了一些资本家和地主在向近代工业投资的同时，并不放弃土地和其他封建剥削。

【思考提示】：你认为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在当时还有哪些积极意义？
参考答案：
1、纸币取代金银货币，结束了中国长期以白银作为通货的历史，顺应了货币发展规律的要求。
2、通过改革，使货币发行权趋于统一，结束了长期混乱的历史。对缓和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形势起了一定的作用，法币的流通领域不断扩大，社会金融宽裕，国内储蓄增加，物价回升，经营工商业有利可图，商品市场活跃。
3、法币与白银脱钩，币值不受世界市场银价波动的影响，币值比较稳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4、稳定的法币对外汇率，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大幅增加，而入超明显下降。

【思考提示】：比较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与1915年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参考答案：
两个条约都是帝国主义妄图置中国于其统治之下的不平等条约。
1915年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北洋政府提出的，企图利用欧洲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它们在中国的利益的有利时机，实现它对中国的独占。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二十一条”最终未能付诸实行。
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是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的。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后，外交上全面倒向美国的标志；同时也是美国在第二世界大战后，利用它急剧膨胀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妄图实现对中国的独占的反映。
    两个不平等条约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自我测评】
1思考题：为什么民国后期民族工业的发展会陷入困境？
随着法币流通范围的扩大，导致物价猛跌，许多工厂的产品销不出去，但是开支并不减少，造成生产困难。国民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也使民族工业遭到致命打击。官僚资本的压迫是民族工业陷入困境的又一个原因，它们依靠其独占国家的权力极力压迫民族工业。繁重的捐税负担，给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造成民族工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抗战胜利以后，民族工业大量使用进口原料，美国等国的商品涌入，造成了中国外贸的大量入超。
2.根据以下内容 ，谈一谈人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工业企业中已出现了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熟悉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与技术方面的人才。据对上海近代企业部分经理、董事的学历调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总调查数447人的28.4%，受过中等教育的占总调查数的11.4%，银行业方面有高等学历的占47.5%，受过中等教育的占3.8%。
——张福记：《近代中国社会演化与革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3~95页。

参考答案：

人才，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显著的。他们执着地从事经济事业，能够更好地抓住机遇，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的利润。
他们思想开放，不拘陈规；思维敏锐，能够及时学习和吸收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具有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
在企业经营和管理方面，他们锐意改革，敢于革除陈规陋习，使企业内部组织更加趋于合理化。
重视技术与人才的培养，注意通过培训提高企业职工的各方面的素质。

【材料阅读与思考】
阅读下列材料并讨论：有人认为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应该牺牲农业、农村以及农民的利益，以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这种观点对不对？在如此破败的旧中国，能实现工业化吗？
材料一： 据1922年华洋义赈会对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五省240个村庄7079个家庭进行的调查，中国东部村庄农家的17.6%、北部村庄的62.2%，每年收入不到50元。……而在中国，养活一家人所必需的最低收入一般要100至150元，所调查的东部村庄有4/5的农家，每年收入都不及养活一家人口所必需最低限度。——R.H.Tawnky著，陶振誉译：《中国之农业与工业》，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88页。

材料二：1935年中南银行催申新公司归还银行借款，申新总公司致电中南银行云：“实感农村经济窘迫，百般兜售，奈终少受主……拟将该布仍退装上海销售。”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83页。
参考答案：

这种观点不对。
农业、农村和农民对工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发达的农业、富裕的农村和农民可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市场，还可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衰败的农业、破落的农村和贫困的农民又对工业的发展起着制约作用，因为它们无法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市场、原材料以及劳动力。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与摧残，使得农村的经济长期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农民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朝不保夕的艰苦困境下，不用说消费工业品，就连生存都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因此在如此破败的旧中国，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

5．历史问题注释

【法币】
货币名称，为控制全国金融，禁止银圆流通，国民政府与1935年11月4日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国中央交通（后加上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法定的全国唯一的流通货币，简称“法币”。至此，以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垄断了全国的金融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有人曾对法币的贬值程度作过计算：法币100元的购买力，1937年值黄牛两头，1938年值黄牛1头，1939年值猪1口，1941年值面粉1袋，1943年值鸡1只，1945年值鸡蛋2个，1946年值固体肥皂六分之一块，1947年值煤球1个，1948年8月19日值大米千分之二点四一六两（按每斤十六两计算），1949年5月值大米万亿分之一点八五两（即一粒米的千万分之二点四五。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代替已经崩溃的法币。

【金圆券】
  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规定金圆券每元含黄金0.22217克，发行额以20亿元为上限。按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率收兑法币。同时规定黄金1两等于金圆券200元，白银1两等于金圆券3元，银元1元等于金圆券2元，美元1元等于金圆券4元。必须在1948年9月30日前全部兑换为金圆券，过期不兑者，一律没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即榨取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总值达2亿美元。1948年11月12 日又对金圆券发行办法进行修正，将1元金圆券的含金量减至0.044434克，即公开承认贬值五分之四，并取消最高发行额的限制。到1949年5月25 日金圆券发行总额达60万亿元。金圆券发行后，流通领域日益缩小。国统区纷纷出现地方性纸币或以银元为通货。从法币到金圆券，12年间总计发行量增加了1400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了85000多亿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以人民币1元兑换金圆券10万元的比价，将其全部收回作废。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该条约于1946年11月在南京签订，其目的在于所谓的“增进彼此领土间友好往还，以加强两国间悠久幸存之和好联系及谊结合”。代表中国政府签约的为外交部长王世杰及外交部条约司长王化成，美方代表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Leighton Stuart）及驻天津领事施麦斯(Robert Lacy Smyth)。
该条约条款共有三十条，主要内容为：
一、中美两国应常保和好，永敦睦谊。
二、缔约此方之国民，应许其进入缔约彼方之领土，并许其在该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及经商。缔约双方之国民，于享受对方法律所规定之权利及优例时，其所享受之待遇，无论如何，不得低于现在或将来所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之待遇。
三、倘缔约此方将来以关于其领土内矿产资源之探勘及开发之权利，给予任何第三国之国民、法人或团体时，则此项权利亦应依法给予缔约彼方之国民、法人或团体。
四、缔约此方之国民，在缔约彼方领土全境内，其身体及财产应享有最经常之保护及安全，并应享有国际法所规定之充分保护及安全。
五、缔约双方领土间，应有通商航海之自由。
从文字上看，条约适用于双方，似乎是对等的，但实际上，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而美国则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中国根本上无力到美国去大量开矿、办企业或购买土地房屋，也没有船只把大量商品运往美国，更谈不上在美国口岸任意航行船只了。所谓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这个条约实际上有利于美国，是国民政府把在中国经商、设厂、开矿、金融、航运、科研。教育、宗教、购买动产与不动产等种种特权，毫不保留地让给了美国。因此，这些条约的签订，实际上是中国的独立主权的又一次丧失。关于这种情况，国外报刊曾评论道：“这是一个大而强的国家，摧毁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的每一道防线，而且这就是支援卖国的和反动的政府从事内战以达到掌握这个国家经济命脉的代价”。

【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包含着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此种结构是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相联系的。姜铎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西欧、日本不同，就在于一开始就有存在着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的形式，因之，“必然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分二个阶级的根本标志”。也惟其如此，二者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同。前者所起的是反动与消极的作用，后者则是起着积极与进步的作用。他以为上述两种资本形态与两种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至清政府垮台的50年，是“初步形成阶段”；从袁世凯窃取政权到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为止的16年，是“发展阶段”；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垮台为止的22年间，是“最后定型阶段”。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说。

    有些学者对此持异议，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既然肯定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所办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意味着当时并不存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就不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晚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才出现，这就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学术界通常又认为其有上、中、下三层的分布。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看法，以为很难区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即使存在这种阶层的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谓的上层，反之，对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谓的中下层。因之，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赞成上述的意见。他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某些原故或者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屡见不鲜的。肯定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是指它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派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对于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应当作如是观。
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它的形成时间应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0世纪初。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 近代前编（1840—1919）（上），甲编  序说•第二章  研究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99—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