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版必修三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演变专题

二 儒学的兴起

太学的出现

汉武帝创建太学，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太学的建立，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非常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自汉昭帝时代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到东汉中期，太学生已经达到30 000多人。

太学的兴立，带动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得到改变，，少数出身社会中下层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汉武帝时代，除了建立太学之外，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东汉太学生有比较强的参政意识。他们品评政界人物，参与上层政争。太学生少年英锐，敢于思想创新，言行较为勇敢。他们尚未跻身于官场，与民间接触比较密切，因此对于弊政的危害，有直接的感受。他们所接受的儒学教育中的民本思想等积极因素，也对他们敢于批评时政的倾向有一定的影响。太学清议，是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较早的史例。当时太学生的议政运动，迫使黑暗的政治势力有所收敛。

科举制的文化影响

中国早期选官制度曾经以“世官制”为主。汉武帝时代，察举制作为选官制度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
隋唐时代，更为完备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开始实行。科举制以考试成绩为选定官员的标准，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学经典。于是，儒生既是文化舞台上的主角，也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儒学因此全面影响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

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健全，有益于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稳固。儒生的地位得以提升，同时也成了专制政治的仆从。儒学因科举制而显荣，同时也成为执政者奴化臣民的工具。

科举制促成了比较广泛、持久的读书风尚，有益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而科举考试作为选官方式，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知识分子以仕途辉煌为人生理想，以“治国平天下”为惟一志向，这就使整个知识阶层成为官僚队伍的后备力量。由于文人学士汲汲于功名利禄，因此导致中国古代专心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

汉代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反映了文化教育怎样的趋势？
阅读分析以下材料，谈谈你对“焚书坑儒”事件的看法。
材料一　（李斯建议焚书的上书）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明〕李贽：《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
材料二　秦术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随覆。天复儒仇，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唐〕司空图：《铭秦坑》

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就成了正统思想。然而，到了汉代末年，儒学的权威性被严重削弱。魏晋时期新思潮流行，道教的兴起、尤其是佛教的传播，更是直接冲击着儒家思想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地位。唐末五代之后，已沦为笺注之学的官方儒学不断受到质疑，其统治地位进一步被削弱了。

唐代中后期，韩愈率先提出了复兴儒学的主张。他激烈地反对佛教和道教，宣称儒家的仁义是最高的道，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与韩愈同时的李翱，则提出必须从“性命之源”的高度来理解孔子之道。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成为北宋儒学复兴和理学创立的先声。

在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北宋士大夫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运动。他们推崇《春秋》中的“尊王攘夷”之旨，批评唐代政治，指出其根本弊病是不重儒家的纲常伦理，致使女后专政、权臣跋扈，最终导致唐末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他们认为，要巩固中央集权，实现长治久安，必须以唐为鉴，复兴儒学。他们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特别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将背离儒家传统的佛教和道教统统视之为夷狄之教。在他们的持续努力下，研习儒经义理之风大开，士气随之大变，重忠孝、讲廉耻、励气节的社会氛围逐渐形成。理学就是在这场儒学复兴运动中孕育而生的。

北宋五子与理学的创立

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是理学的开创者。为了与佛老思想相抗衡，北宋五子将儒家的忠、孝、节、义提升到了“天理”的高度，形成一整套囊括天人关系的严密思想体系，这就是理学，又称新儒学。
周敦颐结合《周易》解释《太极图》，建构了包括万物、人类和道德等万事万物的衍生规律，把人与天地万物的本原合而为一，从而为“理”生万物的理论提供了依据。邵雍重新排列《周易》的六十四卦，试图揭示宇宙规律，进而解释人类命运。周敦颐和邵雍率先运用系统的思辨，自觉地将宇宙的自然结构与人的精神结构融合起来，以寻找其统一的本原，为理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张载对理学的创立贡献巨大。有人认为他开创了理学中的“气学”一派，是理学中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在理论上，张载严格区分了天、道、性、心等概念，准确地表达了理学的基本宗旨和精神。

程颢、程颐兄弟合称“二程”，他们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二程”认为，天理的核心就是“仁”，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仁”。仁者不但能化物于无形，而且能获得高度的主体自由和极大的精神满足，这就是“孔颜之乐”。

南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全面总结了北宋以来的理学成就，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理学体系。

在理气关系方面，朱熹以二程学说为主，又部分吸收了张载的思想。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为一，这就是“太极”。

理学的修养论，是以本体论为基础的关于个人学习、实践的学问。朱熹区分了教育的“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强调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朱熹还强调，“仁”是人的爱心及一切道德价值的终极源泉；仁者必然无私无畏，大智大勇，襟怀磊落，仁民爱物；仁者境界与佛老境界的最大不同，就是在于强调获得精神的自足和自由的同时，还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理学的社会政治理论，是以道统论为依据的社会实践的理论。朱熹认为，道的价值内涵是“三纲五常”，但知道其表面的意思还不是“真知”，只有达到仁者境界，将儒家价值化为自己真实的精神支柱，才算得道。由此，朱熹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秦汉以来的所有帝王都是无道之君，所以才导致了政治的长期黑暗。由于道掌握在儒家手里，所以儒家拥有干预政治的天然权力。朱熹认为，儒家干预政治的关键，就是要设法“正君心”，因为只有君心得正，才能正纲常、正百官，而后国治、天下平。
二程表彰《大学》、《中庸》，将其与《论语》、《孟子》并列。朱熹进一步将它们集为《四书》，并为之注解。从此，《四书》的地位高于《五经》，成为理学的主要经典。朱熹在历史上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孟。他的思想作为官方正统儒学，影响了后世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陆王心学与理学的发展

陆王心学，指以陆九渊和王守仁为代表的理学。陆王心学强调，学问的目的在于做人，即明白做人的道理并努力实行。因此，心学主张扫落枝叶，直奔主题。心学的出现，标志着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完成。
南宋思想家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他提出的核心命题是“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即天理。他不是用逻辑的思辨来论证这个命题，而是用自己的体验来予以印证。他的名言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他批评朱熹的理学过于“支离”，说了很多，却不能使人树立起对儒学价值的坚定信念。因此，他反对埋首书册，主张于人生日用处直接体悟，“发明本心”，以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他认为“物欲”和“意见”是人心之弊，所以要将其剥落、扫除。陆九渊的思想言论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思想体系。

明代思想家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他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是天地的心，“灵明”是人的心，因此，宇宙“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这个“灵明”就是天理，就是本心，就是良知。没有“灵明”，天地万物和社会人生都将成为毫无意义的虚无。由此，他推出了一连串结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由于人人都有良知，“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所以只要识得此理，则“满街都是圣人”；学以至圣的修养关键，在于“致良知”。为了遏止伪善流行，他特别强调“知行合一”。
简要说明韩愈思想和宋明理学的关系。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答聂文蔚》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王阳明所说的“良知”？

李贽的反正统意识

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人。泉州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李贽的祖父两辈都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伊斯兰教徒，因而他自幼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较少，是明朝中后期独具个性的思想家。

李贽生活在理学占思想统治地位的时代，针对正统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对正统思想发出了大胆挑战。

李贽认为，不能以“圣人”之言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儒家经典也不是“万世之至论”。他提出“绝假纯真”的“童心说”，以此反对礼教的虚伪与官场的欺诈。

李贽54岁时辞去云南姚安知府的官职，去湖北、山西、北京等地著述和讲学。他敢于直言，受到百姓的欢迎。他还招收女弟子，主张男女平等。

李贽在诗文写作的风格方面，也主张“真心”，反对当时盛行的摹古文风。他的这一倾向，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贽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

李贽对社会现实的大胆批评，引起统治者的不满。在他76岁高龄时，官府以“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逮捕。在狱中，李贽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说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之后思想界又一次十分活跃的时期，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是其中最著名的思想家。

黄宗羲（1610—1695），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清军南下时，黄宗羲率家乡子弟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隐居著述。他精研天文、算学和地理，是浙东学派的创立者。

黄宗羲的思想最精彩之处，是他敢于批判君主专制。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呼吁废除君主专制下的“一家之法”，建立“天下之法”。黄宗羲提出君臣平等的思想。他认为，君与臣就像是一起抬大木头的人，他们应是平等的。

在具体制度方面，黄宗羲提出限制君权的主张。他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这样，学校就成了决定是非的最高机构，甚至比君主的权威还要大。

黄宗羲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工商皆本。这些主张，是明朝末年传统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具体反映。黄宗羲的上述思想，为中国近代反专制主义的思想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顾炎武（1613—1682），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早年参加“复社”，投身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活动，后因屡次落第而绝意科考。清军南下时，他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他游历北方各地，虽颠沛流离，却勤学不辍，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大学者。他在历史、地理、音韵、考据、金石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并开清代考据学的先河。

顾炎武是黄宗羲的好友，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锋芒所向，是“私天下”的君主专制。他结合评说历代制度和政治得失，对君主政治的暴虐和官僚士大夫的腐败进行了深刻揭露，并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他提出“众治”的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
近代学者梁启超把顾炎武的上述思想归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顾炎武还不具有近代的“民权”意识，但他改革弊政、拨乱反正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顾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一样，是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推动者。在他们三人之中，顾炎武最注重实学。他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涉及天文地理、农田赋役、水利矿产、关隘兵防等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实用学问。

王夫之的“孤秦陋宋”批判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人称船山先生。王夫之自青少年起就留心时务，志在经世。武装抗清失败后，隐居四十余年，勤于著作，留传至今的有七十三种、四百七十余万字，收入《船山遗书》。

王夫之是清初的一位思想巨人。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对自先秦至清初两千多年的文化遗产予以批判总结，几乎在传统哲学的所有范畴和命题上，都提出超越前人的见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王夫之的哲学思辨代表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顶峰。

王夫之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循天下之公”。在这个主旨下，他猛烈抨击“孤秦”、“陋宋”，深刻揭露了秦始皇及历代帝王把天下当作私产的作法。

王夫之从三个方面批判了秦朝以来的暴政。第一，帝王横征暴敛是民生疾苦的根源；第二，帝王独尊是君臣之道丧失的根源；第三，法制之弊是政治腐败的根源。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以厚重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他对《周易》、老庄之学、佛学及西学都曾进行过深入钻研，在发挥古代“气一元论”唯物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尊重物质运动规律的自然史观和社会史观，强调“天地之化日新”，反对在“势之必然”的历史运动之外谈论“天命”、“神道”、“道统”对历史的主宰。

唐甄（1630年—1704年），也是清初经世致用之学积极倡导者，著有《潜书》。他认为，儒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定乱除暴，安百姓；如果儒者不言功，和匹夫匹妇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唐甄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对专制君主的大胆批判。他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唐甄把帝王看做贼的理由是：“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

唐甄对“官”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天下难治，人们以为是民难治，实则不然，“难治者，非民也，官也”。他认为大多数官吏“为盗臣”、“为民贼”。

这些大胆言论，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唐甄对专制主义君权和官吏腐败行为的批判，并没有上升到制度批判的高度，只是着眼于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在他思想深处，仍把国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贤君明主身上。他说：“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唐甄提出的为君之道与治国之道，主要有抑尊、节俭、用贤、纳谏、重民、明赏罚等，仍然没有跳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简述李贽的学术经历和思想特征。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易白沙著《帝王春秋》，揭露历代帝王荒淫腐朽、残暴害民的罪恶。孙中山为这部书题写书名。章太炎在《易白沙传》中也称誉这部书“神采有异”。易白沙在《帝王春秋》的序言中写道：

吾读四千年史乘，见夫为祸民生至深且久者，莫非圣祖仁宗，而桀纣幽厉之流毒，其时促，其祸显，优于仁政远矣。昔陈同甫播扬王政，朱熹讥其“奔走道路，向铁炉边渣矿中拨取零金”，斯诚最确之喻，盖帝王虽有善政，不过渣矿中零金而已。……兹创为是篇，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以示救民之道云尔。其目录次第如左：人祭第一，杀殉第二，弱民第三，媚外第四，虚伪第五，奢靡第六，愚暗第七，严刑第八，奖奸第九，多妻第十，多夫第十一，悖逆第十二。

《帝王春秋》附易培基《亡弟白沙事状》，说到易白沙早岁读梨洲、船山、亭林遗书，于是有革命之志，“故多与民党要人交”。又说：“白沙为《帝王春秋》”，激于帝制在中国社会的残留遗存，“乃举四千年污劫暴之习”，“思启蒙惑”。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对于易白沙所代表的清末民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