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版选修《探索历史奥秘》专题二下载

专题二、文明起源的探索

中国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历史，以沿承之久远，创造之宏富，形式之繁盛，影响之广阔，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数千年来，历史记载比较完整，历史遗存比较丰富，历史传承关系也比较明确。 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文明有辉煌的历史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我们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对于中国文明早期形态的认识，长期以来仍然存在许多有待于进行认真的科学探索的课题。 一代代学者对于“探源”、“寻根”的探索，使我们的认识向科学的方向推进，借助考古新发现的证明，已经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 　　

对于传说和历史的关系，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应当了解传说中的历史因素，也了解传说和历史真实的距离。 　　

应当明确文明的基本要素，了解文明的起源与生产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国家的出现等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 　　

在回顾中国远古社会历史的时候，可以对照一些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资料，以加深对当时社会形态以及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理解。 　　

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注意了解有关考古新发现的报道，以及“探源”、“寻根”文化进程的新动向。 一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   三皇五帝  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篇是《五帝本纪》。《五帝本纪》记述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的事迹。实际上，司马迁关于早期文明时代以前的历史的理解，都反映在关于“五帝”的生动记叙之中。 司马迁明确说到有关“五帝”的文字来自有关文献记载，而又与民间传说往往一致。他写道，自己曾经西到空桐一带，北至涿鹿地方，东方则走到海滨，南方又航行于江淮。所到之处，访问当地长者，都传诵黄帝、尧、舜故事。虽然这些地方文化渊源不同，地方风教有别，有关先古圣王的传说，大体脉络是相同的。可见，“五帝”传说很早以前就已经广泛流布。 后来又出现了“三皇”的传说。“三皇”据说是天皇、地皇和人皇。汉代儒学名著《白虎通》中的“三皇”是伏羲、神农、燧人，或伏羲、神农、祝融。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唐代学者司马贞为《史记》补《三皇本纪》，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 通过对许多民族早期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神话传说常常和历史事实相混杂。 大致自战国秦汉时期以来，古史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事迹已经成为当时的历史结构的最初基架。传说和确凿的历史不同。但是，传说的内容往往反映着历史的“真实”。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谈到传说时代的人物和传说时代的历史时曾经说，“无论罗马那七位所谓的国王究竟真有其人或是神话人物，无论归功于他们的任何立法活动究竟实有其事或是出自虚构”，其实都“无关紧要”，“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依靠特殊的人物而能体现于有形的记录之中，这种记录凝结在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中，保存在各种发明与发现中”。马克思摘录这段话时，概括为：“罗马皇帝是神话中的人物还是实有其人，完全不重要；是否存在过确实出自他们的王法，或者这些法律乃是臆造的结果，同样也并不重要。标志着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以个别人为转移而得到了物质的体现；它们凝结在制度和习惯中而且保存在发明与发现中。”  

据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载，在“轩辕”所处的时代，各个部族相互“侵伐”，百姓受到残害，轩辕于是习武行兵，征讨好兴不义之战的部族，受到天下的拥戴。在轩辕相继战胜炎帝、蚩尤两大部族集团之后，各地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司马迁写道，天下有不顺从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据说黄帝不惮辛劳，游历四方，行踪遥远。 《吕氏春秋•荡兵》说，部族集团或部族联盟之间的矛盾和战争由来已久，黄帝以善于用“水”著名，炎帝则以善于用“火”著称。这样的说法，或许反映黄帝部族集团可能曾经以河滨作为早期发展的基地，而炎帝部族集团起初则比较重视山林的开发。《帝王世纪》就说，炎帝本起于烈山，又称做“烈山氏”。 黄帝和炎帝，可能都是中国远古传说时代某一部族、部族集团或部族联盟领袖的姓名，也可能是某个部族、部族集团或部族联盟的代号。

由于生产力的进步，炎黄时代社会开始向早期文明迈进。 先秦时期和秦汉时期的思想家对于炎帝时代历史文化进程的追述，描绘了一幅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画面。据说，当时社会在平和的节奏中进步，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当和谐，在同一社会结构内部，人际关系也十分友好。通过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和平宁静而农耕生产得到空前发展的情形。 对于中国文明起源时代的部族、部族集团或者部族联盟，有的学者认为除了黄帝和炎帝之外，还有蚩尤。也有的学者认为，和黄帝、炎帝并列的部族集团或部族联盟是苗蛮。对于这一阶段的历史文化分析之所以不能一致，是因为有关传说时代的文字遗存本来就零散、片断而且未能确信的缘故。

在探索史前文化的面貌时可以发现，时代越古远，当时不同群落间的文化差异则越明显。甚至同时代的相距不远的人类居住遗址的出土物，也具有各自相异的鲜明特征。只是经过长期的交往和沟通，不同的文化遗存才逐渐显现出越来越突出的文化共同性。具有共同文化特质的部落、部族、部族集团、部族联盟乃至民族的形成，首先是以交通和交往的进步为基本条件的。 传说中黄帝“度四方”以致“万国和”的事迹，正是和文明进步的这一规律相合的。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以为自上古以来存在着一种正统的历史体系。从晚清时代起，进步的中国知识界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开始怀疑这种正统历史体系的构成，进而有所批判。 后来，以“古史辨”为旗帜的疑古思潮兴起。这一思潮当时具有破除旧文化的网罗、解放民族精神的意义，对于史学革命也表现出重要的积极作用。于是，“古史辨”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从神演化为人，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也和古书所记载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的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而且，“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近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使学界认识到疑古思潮的许多观点应当有所修正，对于古史传说的认识又有更新。  

有关炎黄时代的新认识  有的学者近年又指出，结合考古学的新成就，我们对于炎黄二帝的传说应该有新的理解。如不少学者在讨论炎黄文化时认为，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其中说到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尚保留有原始部落时代的遗风;而设官置监，迎日推策，进行农作耕殖和畜牧驯化，又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因此，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有一定道理的。 研究者还推测，炎帝和黄帝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区。黄帝活动的地区在中原的中央，其活动的范围以中原为中心。炎帝据说定都于陈，陈在河南淮阳，在今天的豫东南地方。

《山海经》说炎帝之后有祝融，祝融之后有共工，是南方的系统。所以我们看到，黄帝、炎帝活动于两个不同的地区，一个代表中原的传统，一个代表南方的传统。 我们读《史记•五帝本纪》，可以看到，司马迁追述古史，大体是以中原文化系统为中心，但确实也涉及南方文化系统的历史存在。如司马迁说，黄帝行迹曾经“南至于江，登熊、湘”，其子“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又“昌意娶蜀山氏女”等；而帝颛顼高阳甚至曾经“南至于交趾”。 

司马迁为什么把《五帝本纪》列为《史记》的第一篇？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分析，起先一元论即“中原中心”说曾经占据主导地位，后来又出现多元论，即所谓“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先民确实曾经满天星斗般地分散在中华大地上，中国早期文明呈现多元分布的态势或格局。苏秉琦指出，“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资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他认为对于中国文明早期形成过程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主要有6个地区：（1）陕豫晋邻近地区；（2）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6）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有的学者又将一元论和多元论结合起来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认为多元分布形势，又呈示“众星捧月”般的局面，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中原中心。 以上所叙述的历史过程，与张光直如下的分析是一致的：“不论华南还是华北，我们都可以提出一个假说，就是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性的文化互相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张光直还提出，“这个在公元前4000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史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你生活和学习的地方，在这个“文化相互作用圈”的什么位置？

《古史辨》是1926—1941年间编辑出版的研究、考辨中国古代史的论文集，是当时学术界实力最为强劲、讨论最为热烈、成果最为集中的学术群体的科学探讨历程的显示。五四运动后，顾颉刚等学者开始借鉴西方现代科学方法来更新自己的治学方法，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他们希望继承前人几次抨击伪书的运动，于是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掀起一个新的辨伪浪潮。他们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古史辨伪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印成《古史辨》。《古史辨》全书共7册（9本），第1至3册和第5册由顾颉刚编辑，第4、6册由罗根泽编辑，第7册由吕思勉、童书业合编，共收入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史、考辨古代历史文献的文章350篇，计325万字。其内容包括对《尚书》、《周易》、《诗经》等经书的考辨，对儒、墨、道、法诸家学派的研究，对夏以前有关古史传说、“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古代政治及古帝王系统的关系的考辨和研究等。“古史辨”，也成为一个学派的旗帜。  

二夏史之谜  

鲧禹故事 

《史记》中的《夏本纪》记载了夏王朝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夏时历法形式和贡赋体制都已经比较完备。可见，当时天文科学、农业经济以及行政管理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夏的历史，是以鲧和禹治水的故事作为开端的。应当说，鲧和禹相继治水，由失败转而成功，也是华夏文化共同体迈上文明初阶的一个标志。

司马迁关于鲧治水的记述，先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写道，帝尧的时代，洪水滔天，他让四岳推举治水的人。四岳推荐了鲧。帝尧认为鲧不能胜任。四岳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强请试之”，帝尧于是任用了鲧。这或许反映了当时部族军事民主制度实际上可以否决最高权力者的决策。然而鲧治水九年，“功用不成”，帝尧对他的惩罚竟然比对叛乱者的惩罚还要重。这或许又意味着已经初步迈进文明时代的政治权力对古老的原始民主制度的否定。

鲧治水的事迹，其实是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在《山海经•海内经》和屈原《天问》中，可以看到关于鲧的神话。 鲧治水的方式，据说是以“堙”为原则。中国远古先民发明和应用的夯土技术，是适应黄河中下游地区较普遍的地理条件的最经济、最有效的工程形式之一。中国夯土技术的出现，在世界古代建筑史上记录下极富光彩的一页。鲧筑堤防洪的时代，恰恰正是中国出现“城”的时代。

城的早期作用有防范水灾的意义。有的学者指出，城同堤防本来是同一的东西：从防御寇盗的角度说就叫做城；从防御水患的角度说就叫做堤防。鲧所筑之堤防，也就是鲧所做的城或城郭。 禹实际上也部分继承了鲧的治水方式。《淮南子•地形》说：“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 考古工作者经过艰苦的工作，发现了多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这些城址的年代大致都在距今4000年左右，正与文献记载的夏代初期相当。  

《史记•殷本纪》记录的商王世系，经过甲骨文的对证，被认为是确实的。此后，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史记•夏本纪》中有关夏代世系的记述，也应当是基本可信的。 古史学家徐旭生在认真整理研究先秦文献之后，提出有两个地区可能是夏人的活动区：一个是河南西部颍水上游的禹县、登封一带和洛阳平原；另一个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因为传说中的夏代都邑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多同这两个地区有关。他于1959年在豫西进行的夏墟调查，揭开了在考古领域中探索夏文化的序幕。

考古工作的发现证明，豫西和晋东南的文化遗存，很可能确实和夏文化有关。

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考古学家初步确定，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夏代早期大型城址。遗址中首次发现了夏文化时期的城墙，这对于重新认识夏文化早期的聚落形态、确定夏文化的时间上限具有重要意义。 新砦遗址是原始社会末期十分典型的民族聚落中心，在龙山时代和夏文化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考古学上称为“新砦期”。

新砦遗址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墙和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大型城址。城址的东墙和北墙是利用一条河沟的内壁修整并填土夯筑而成的，西墙及其护城河系人工挖筑而成。在北城墙外，有一条人工与自然冲沟相结合而成的壕沟。城址的西南部地势较高，设有内壕，现存西、北和东三面，内壕圈起的地带为城址中心区。 在城址中心区初步探明了一座东西长50多米、南北宽14.5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已经清理出部分夯筑墙体、柱洞、红烧土和活动面等重要遗迹，清理出铜容器残片、类似二里头文化青铜牌饰图案的器盖、刻有夔龙纹的陶器圈足等高规格遗物。这些遗存和遗物显示出该区为贵族显要人物的住处。  

1959年夏墟调查中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经过科学发掘，已经判明包括四期遗存。其中第三期遗存中发现了大型宫殿以及铸铜、烧陶、制骨等手工作坊遗址，表明在这一时期，这里是一个都邑。 学者们对遗址内四期遗存性质的讨论，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的第三期和第四期，或者第四期已经进入了殷商时代；第一期和第二期，或者第一期至第三期可能是夏文化。有人则主张二里头文化的第一期至第四期都是夏文化。有人认为龙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夏代纪年，也应是探索夏文化的对象。目前，相关的讨论依然在进行之中。 

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对夏文化的探索取得了怎样的进步？ 夏王朝的建立是本部落联盟内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不是外族入侵引起的政权交替，因此不可能在考古学文化上出现中断。考古学文化的突变，只有大规模的战争、部族迁徙等重大社会变动才能造成。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之间发生的文化突变，不是夏王朝建立引发的结果，而可能是“后羿代夏”这一夏初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所引起，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王城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遗存，则是最早的夏文化。 ——李伯谦：《关于早期夏文化——从夏商周王朝更迭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谈起》 读了这段文字，你对“最早的夏文化”有怎样的认识？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鲁迅在《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中写道： 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像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是《尚书》里的话。日，原指太阳，这里指夏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