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峰：李鸿章真的没有卖国吗？
上海南湖高级中学
仔细看了《历史教学》2004年1期上海大同中学韩春玲老师《以"真的是李鸿章卖的国吗"为例，看中学历史学科的研究性学习》一文，首先我非常赞赏韩老师在历史教学改革的创新精神及驾驭课堂教学的应变能力。尽管我未身临现场，从学生在课堂上的热烈发言，不难看出这是一堂较成功的研究性历史课。不过，我仍有几个问题，想与韩老师商榷。
问题一：应慎言"李鸿章无卖国之行"的论断。关于李鸿章卖国的史论，并非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已故的老一辈史学大师范文澜、翦伯赞老先生等都有著述论证。无庸玮言，这些老学者无论是在治学的严谨态度、博大精深的史学功底方面都是当代诸多史学研究者高山仰止的。他们用详实、严密的考证所得出的中国近代史的结论岂是轻易推翻的！故至今全国的历史教材无论什么版本，尽管提法与过去有较大变化，然都没有公开平反李鸿章的内容，即基于上述因素的考虑。近十几年虽有大篇幅为李鸿章平反的文章见之报刊，但几乎全从洋务运动的角度为其说话的，对其在外交方面采取的一味妥协退让政策、签定丧权辱国条约与贪污受贿之间的联系等污点却从清朝国势衰弱的大背景为其开脱，而对早先论著中有关李鸿章卖国的史料则多半采取回避态度。
韩老师引用的陈旭麓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从外交到战争》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均离不开这几种思辩方法。我承认历史学界有为历史人物翻案成功的例子，譬如秦始皇、曹操、武则天，那是封建社会与当今不同时代对共同的史实评判标准观念变化所致。而关于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评判标准这一百年来莫非真的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李鸿章的翻案是在未能否定原有卖国事实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当然不能令人信服。以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来否定其卖国罪行，又使历史重入了实用主义的窠臼。难道历史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非曲折可由人随便说道的。
那么，李鸿章究竟有无卖国罪行？这与马关签约时奴颜媚骨是否有某种联系呢？范文澜所引用的一段史料很有说服力：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奏参李鸿章折："…倭来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至于这一史料的可信度百年来从未遭到质疑，不然，就是李鸿章不说，其亲朋好友早就可为此辩解了。还有，张謇的人品也决不会干诬陷人的卑鄙勾当。要不然，我们不能想象：为何伊藤博文要把原清朝谈判大使张荫桓、邵友濂赶回，指名道姓要李鸿章去？也难以理解为什么李鸿章在谈判席上竟然会如此的卑躬屈膝。作为一个位高权重的全权大使，当此民族危机来临之时，当应据理抗争，那能任由日本狮子大开口！近代国际战争因战败而签约的例子甚多，从未有《马关条约》如此苛刻的。李鸿章签约时的窝囊表现，区区草芥平民也能做到。这只能理解：张謇等人的奏折内容，恰是李鸿章之软肋。况前有曾纪泽虎口索食而使沙俄改定条约，后有杨儒以生命保东北疆土事作反衬。曾、杨赴俄谈判时的险恶处境并不亚于李鸿章，以被迫无奈为其鸣冤叫屈难以说得过去。以往褒李文章对他在马关的作为惟恐避之不及，韩老师说他"尽了自己的力量使得中国少受损失"我是首次听到，不知所发论点出于何处？（有关杨儒的事迹不妨参阅顾廷龙主编的1982年版《中国近代史词典》："…1896年任驻俄、奥、荷公使。1900年，沙俄趁义和团运动之际出兵强占中国东北，次年一月被任为全权大臣，赴俄谈判。谈判中，沙俄提出侵占东北条款，迫使其签字。杨儒不畏强暴，坚持'未奉画押全权，断不受俄人之逼迫'，拒绝签约。1902年2月，死于俄京任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