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做理性律师，还是做粗暴法官？                      

——对于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的再思考

程晓波

回忆过去讲解一些战争史的时候，我总结原因的时候，总是会说，正义之师最终必会取得胜利。可是我从来没有思考过，是否所有的正义总会取得胜利；讲资产阶级出现的时候，我总会说，因为社会是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比如拿破仑被联军打败，比如巴黎公社失败，我就会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人类必会走向光明的未来，果真是这样的吗，我们毫不作为也会走向光明吗？

王和的《读史的愉悦与悲凉》让我深入的思考这些问题，他说，美国印第安人他们反抗殖民者是不是正义的呢，结果如何？可是现在又有哪一个预言家或者历史学家敢说他们会最终取得胜利？达罗吡人反抗雅利安人是正义的，可是最后谱写印度历史的正是雅利安人。

我们失去了自身的理性与智慧也会走向光明的未来么？

我过去在历史课堂上是不是太过武断，缺乏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历史了。我总是喜欢从个别推出一般，几乎很少和学生一起进行历史的探究，就像一个暴君，一个粗暴的法官，给你你就接受。根源在哪里呢，在于我们的高考，我们的教科书，还是我自己本身就缺乏一种客观科学的历史思维？

我们在讲授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从来就没有给过消极的评价，只是为他最后变法的失败而惋惜，着重分析变法失败的原因。然而我们思考过没有他推行的儒家经义取士，从此导致了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把经学和教育的功能单纯的狭隘的局限于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入仕，而给读书人带来的影响。读书人那种轻视科学，注重经义的思想一代一代深入他们的灵魂。虽然科举制并非王安石首创，而且他也改革课科举取士的内容，举出此例不是想探讨王安石变法的问题，只是为了说明我们是真正的科学的教历史，还是武断的粗暴的教历史。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差别在于：历史研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比如我喜欢中世纪史，我可以在这方面下很多功夫，可是历史教学不行，历史教学必须全面，让学生掌握系统的历史，教师个人不喜欢的历史也要给学生讲。

我想我们历史教师本身不是历史学家，我们所受到的束缚太多，历史教育本来也不同于历史研究，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失却了历史的精髓，还是历史么，如果仅仅为了政治思想的教育而教育，那我们还要历史什么，真正的历史教育应该像朱熹，像钱穆、像布罗代尔讲历史那样，用一些具体的历史说话，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营造教育的氛围，学生学到历史的知识的同时，也感受历史给与自己的感悟和心灵思想上的激荡。而不是像粗暴的法官，动不动就对某一段历史作出判决。虽然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像朱熹、钱穆那样渊博，拥有丰富的历史素材和对于历史素材高超的驾驭能力，但是我们至少能用科学、正确的方法，给与学生“好的历史”（台湾张元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