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之后,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西方许多研究方法传入我国,对中国沿革地理学界影响很大,许多学者感到沿革地理内容太窄,作用太小,应该用西方的地理研究方法来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
1934年,顾颉刚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在北京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办了《禹贡》半月刊。为什么叫《禹贡》呢?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地理著作。当时办学会很方便,听谭先生说是在小酒店喝酒时决定的。为此,把北大、燕京、辅仁、清华大学三四年级学生中对沿革地理感兴趣的召集起来,参加者要掏钱,发表文章无稿费。
从那时起,研究方法从沿革地理扩大到了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中来,不再仅是地名的沿革,开始包括土壤、植物、海岸、人口等方面,虽然还很幼稚,方向却基本正确。办了几卷后,将英文“历史地理”作为刊物的英文名宇。中文的“历史地理”几个字是在小说《孽海花》中最先出现的。小说(当然也有部分史实)中,讲洪钧喜欢元史,在出使欧洲时,买了俄国版的中俄边界图,时常研究“历史地理”。是否在此之前已经用过这个词,这就不得而知了。抗战爆发后,刊物停办。在后方也搞一些,基本上没什么影响。真正搞历史地理学是在解放后。
1954年,第一次人大会上,毛泽东与吴晗聊天,问现在有没有好一点的历史地图集。当时最好的一本是清代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共三十四本,古今对照,但缺点是线装书,而且边疆地区与中央地区采用同一比例尺描制,使用很不方便。毛当时说,能否以杨守敬的这本为底本,重新搞一本也是古今对照的地图集。为此,吴晗与范文澜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一件工作是标点《资治通鉴》,一件工作便是重编改绘杨守敬历史地理集,让谭其骧负责。刚开始搞的时俟,大家都认为二、三年就可以结束,然而很快发现了麻烦。
首先,杨的底图是同治年间的,现在是航空测量的,对不上。其次,杨是以中原王朝为范围的,甚至连中原王朝也未画全,新疆、东北都没有,外蒙古已不属我国,原先的鲜卑、契丹族都无法标上去。经考虑,到六十年代不得不重起炉灶,决定以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疆域为范围,凡在此之前在清版图内的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历史上他们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由于谭先生在复旦,便在复旦大学搭了班子。由于涉及少数民族,还请民族研究所、中央民院、南大、云大等等一些单位共同参与。1974年出版内部本,消息传到香港台湾,香港想翻印,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出版,直到1989年经修订全部出齐,前后整整三十年。
现在回顾这段历史,证明这件工作是历史地理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什么呢?第一,培养了大批历史地理工作者,刚开始搞时不到十个人,而且大都是年轻人,现在都是人到中老年。第二,它是历史地理学的基础工作,无论搞什么都需要地图。《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赞扬,大家一致认为建国后文化史方面最突出的二大成就,一是甲骨文资料汇编,另一个就是这本历史地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