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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常识

时间:2009-10-18 17:55:17  来源:邹逸麟
 

历史地理学常识

        
邹逸麟

什么是历史地理学?它究竟讲些什么东西?有人认为是历史加地理,这当然不正确。实际上,历史地理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的变迁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研究的对象和现代地理学没什么两样,只是个别要素因材料短缺而无法研究。两者的区别主要是时间不同,现代地理学是研究现在的环境变化,而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的。

那么,历史时期怎样划分?我们认为,历史学是讲人类活动的,历史地理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历史上人类对地理环境有所影响开始。人类对自然环境发生最大影响是从人类有了农业开始,过于原始的人对地理环境几乎没有影响或影响甚微。关于农业起源于何时,至今仍有不少争论,但在新石器时代,农业发展确实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稻谷遗存,据考证是人种的而非野生,这显然已不是原始农业,因此,历史时期的上限基本是在一万年前。下限很难定,大致是以地理环境变化到与现在现状完全相同为止,之后,便是现代地理学的任务而非历史地理学范畴。

历史地理学与现代地理学一样,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分支。自然地理主要是研究自然环境如河流、湖泊、沙漠等等,人文地理主要是研究如人口、经济、城市、风俗、文化等,前者属自然科学,后者属社会科学。中国传统历史上有沿革地理学,已有二千多年历史了。

沿革地理研究的范围比较狭窄,基本上分两部分内容,一是地名建置沿革,即这个地名最初叫什么名宇,后来叫什么名字,它原在哪,后移到哪,这个朝代属哪个府哪个州,以后又有什么变化等等。二是河流的沿革,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河流变化太大,如黄河改道过好多次。但过去沿革地理,只研究变化过程,不太研究变化的规律,就事论事。沿革地理学的产生就是为历史学服务的,是早期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搞的人往往是历史学家,如杜预注《左传》,胡三省注《通鉴》,宋朝王应麟写了一本《通鉴地理通释》,目的就是专为研究历史的人搞的,这是过去的风气,一直到清朝。清朝出现了著名的乾嘉考据学派,主要是考经学,舆地学也是当时最重要的学问之一,搞的人大多是历史学家,当时也出现了一批考据地理沿革的大家,如钱大听、杨守敬等。这一情况到清末未有本质变化。

 

 

“五四运动”之后,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西方许多研究方法传入我国,对中国沿革地理学界影响很大,许多学者感到沿革地理内容太窄,作用太小,应该用西方的地理研究方法来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

1934年,顾颉刚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在北京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办了《禹贡》半月刊。为什么叫《禹贡》呢?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地理著作。当时办学会很方便,听谭先生说是在小酒店喝酒时决定的。为此,把北大、燕京、辅仁、清华大学三四年级学生中对沿革地理感兴趣的召集起来,参加者要掏钱,发表文章无稿费。

从那时起,研究方法从沿革地理扩大到了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中来,不再仅是地名的沿革,开始包括土壤、植物、海岸、人口等方面,虽然还很幼稚,方向却基本正确。办了几卷后,将英文“历史地理”作为刊物的英文名宇。中文的“历史地理”几个字是在小说《孽海花》中最先出现的。小说(当然也有部分史实)中,讲洪钧喜欢元史,在出使欧洲时,买了俄国版的中俄边界图,时常研究“历史地理”。是否在此之前已经用过这个词,这就不得而知了。抗战爆发后,刊物停办。在后方也搞一些,基本上没什么影响。真正搞历史地理学是在解放后。

1954年,第一次人大会上,毛泽东与吴晗聊天,问现在有没有好一点的历史地图集。当时最好的一本是清代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共三十四本,古今对照,但缺点是线装书,而且边疆地区与中央地区采用同一比例尺描制,使用很不方便。毛当时说,能否以杨守敬的这本为底本,重新搞一本也是古今对照的地图集。为此,吴晗与范文澜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一件工作是标点《资治通鉴》,一件工作便是重编改绘杨守敬历史地理集,让谭其骧负责。刚开始搞的时俟,大家都认为二、三年就可以结束,然而很快发现了麻烦。

首先,杨的底图是同治年间的,现在是航空测量的,对不上。其次,杨是以中原王朝为范围的,甚至连中原王朝也未画全,新疆、东北都没有,外蒙古已不属我国,原先的鲜卑、契丹族都无法标上去。经考虑,到六十年代不得不重起炉灶,决定以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疆域为范围,凡在此之前在清版图内的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历史上他们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由于谭先生在复旦,便在复旦大学搭了班子。由于涉及少数民族,还请民族研究所、中央民院、南大、云大等等一些单位共同参与。1974年出版内部本,消息传到香港台湾,香港想翻印,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出版,直到1989年经修订全部出齐,前后整整三十年。

现在回顾这段历史,证明这件工作是历史地理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什么呢?第一,培养了大批历史地理工作者,刚开始搞时不到十个人,而且大都是年轻人,现在都是人到中老年。第二,它是历史地理学的基础工作,无论搞什么都需要地图。《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赞扬,大家一致认为建国后文化史方面最突出的二大成就,一是甲骨文资料汇编,另一个就是这本历史地图集。

 

 

地图集搞了三十年。这中间历史地理学界还搞了不少其他研究,如北大侯仁之“北京城市地理研究”(到目前为止,研究城市地理未有超过侯者),另有陕西师大史念海的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也卓有成就。但是,一门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经济建设的社会需要,否则将无前途。从六十年代开始,历史地理学逐步与现实挂钩,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使历史地理学家感到自然环境对人类影响很大,甚至可能导致政局不稳,陕北大旱正是明王朝被推翻的导火线,于是,历史地理学家有意识地进行环境变迁和社会的研究,探讨人类社会破坏自然环境造成的后果。他们研究出黄河决口是因大量砍树引起水土流失造成,又在鄂尔多斯沙漠中发现汉代垦区的痕迹,为什么会变成沙漠?垦地砍树应搞到什么程度?

这正是历史地理学家需要回答的。以后研究范围又扩大到气候、地震等许多领域,如唐山地震后,搞了全国范围历史地震图,对现在建设有用;金山石化、宝钢的选址都事先搞过海陆历史变迁研究。六十年代中苏中印边界问题,使学者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现在,一些现代地理学家也搞起历史地理学了,范围也扩大,如地球气温升高,对今后有什么影响?洪水有没有周期规律?千年一遇、百年一遇就是这样算的。

八十年代以后,逐步开始转向文化地理。过去研究文化史太笼统,因为不同地域文化完全不同,如在温州不需大讲改革开放,那里的人也会去做生意,因为地少人多、山多田贫,当地人的出路,历史上便是念书、当官、做生意。然而河南就不同,那里人对做生意很反感,认为种田才是正道。这就是历史背景不同,用此研究人们的行为意识,研究的价值在于为国家制定政策作参考。

再如北京和上海的文化背景就不一样,有的事情在北京反映很强烈,在上海却无动于衷,这就是文化地理环境不同,需要研究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就主要而言,一是文献资料,二是野外调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条件优越,竟有那么多文献资料。如气候,从春秋战国起就有记载,比方物候资料,什么月份下种、开花,都有记录,西方国家没有。法国的地理学家研究古代的气候方法说来荒唐,因为西方画是写实的,通过研究图画中阿尔卑斯山雪线的变化(画的高一点是冷、画低一点是暖和)来确定气候。野外调查包括座谈会的口碑、考古等等,现代还有什么孢粉分析、卫星相片等等。如消失的古城地面上看不出,但卫星照相看上去旧城遗址的土颜色与四周不同、宋代开封在今开封城下十米,如何知道?就是打井时打出的。

 

 

历史地理学发展到现在,成果不小,但还不成熟,缺门较多。如城市研究只集中个别城市,城市群体研究很少,而后者更能看出某城市的地位,中小城市研究则更少。《中国历史地图集》虽然完备,也只是政区地图集,许多问题如河流就搞得粗糙了些。当然,我们的研究只能是宏观的,微观的东西如苏北的海岸线变迁总研究不过当地人,所以乡土地理必然还得靠地方。最近出了不少历史地理的书,但大家看了会失望。因为太“粗”,真正用到当地的资料几乎没有。是不是一点没用,也不是,至少在一些思路上,能给人一点启发,我希望方志的同志能搞些乡土志,对中国的历史地理也会有贡献。

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有。因为必然要和地名打交道,要讲沿革,自然沿革必然要知道。但不要太相信旧方志,为什么呢?第一,过去修志是找几个秀才,这种人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谈不上研究。第二,当时看书很不容易,小地方无书可看,现在《四库全书》哪个图书馆都有,而当时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所以,我们修志不可全信古人。我们查地理书,一般是从《嘉庆一统志》查起,该书可作索引。《读史方舆纪要》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一般不错,但在小地方不免有错。另外最近出版一些历史地名辞典,因没有出处,不可随便相信,只可作索引参考。

搞方志,多少要懂得历史地理。开封城被淹七次,不了解这点,开封市志就编不好。梁山现在是农田,宋代是水泊,而唐朝也是农田,怎么变的?要搞清楚,江苏盱眙的泗州是交通要道,是朱元璋的祖坟所在,一夜之间淹掉,怎么淹的,搞不清楚就写不好县志。还应懂文化地理,如语言方面。有人问我四川的成都是什么意思,我被问住。后来知道,都是羌人的语言,“都”即“地方”的意思;“成”是羌语的译音,“天”、“颠”的意思,成都即“最高的地方”,成都市志不写出这一点就没意思了。

搞方志的同志多少要懂一点历史地理,主要是如何查的问题,能一眼看出某篇文章出错必竟是少数,关键在于查核。专家比一般人懂得多一点的地方就是知道如何去查书。一方面要会查书,但尽信书不如无书,要消化,查出来和人家一样也没关系,心里踏实多了。

最近我查了几部新方志,觉得有不少问题,原因在于他们查书后没有核实。如《宁都县志》讲“高祖六年始置雩年都县”就有问题。又如《长海县志》的长山列岛,从宋辽讲起即可,可它偏说“夏商时属青州”,“九州”本是虚指,怎可信以为真,再举上海的历史变迁。上海的吴淞江必须首先搞清,其次是黄浦江,永乐年间在范家浜开通黄浦,但到底怎么开法,还没搞清。如果在座的同志把这两条江的变迁搞清楚了,那将功德无量,因为它们关系到上海居民点的出现,上海就是靠这两条江才发起来的。上海早期的外贸港青龙镇是靠吴淞江,吴淞江一淤塞,青龙镇立即衰败,后来的上海镇地位也差,原因是靠水路运输过境贸易发展起来的上海没有一条大河。置县后,地位只相当于三等小县。当时这一地区主要靠浏河,郑和下西洋的出海口就在浏河。永乐二年,由于开通了黄浦江,才救了上海城,太湖水不断冲涮,黄浦江被越冲越宽,把上海浦给并掉了。上海镇的得名是因上海浦这条小河而来(另有下海浦在今虹口的下海庙)。河道的畅通,使对外贸易来往方便,又因浏河淤塞,上海从此发达,大船已不走浏河而改走黄浦江直抵上海县。到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大埠,否则英国人不会那么看重它。

 

 

上海城是靠对外开放才发起来的,不对外,上海就没希望,青龙镇因吴淞江淤塞而衰,对外开放之口关闭,上海为之衰落,清初海禁,上海又不行了;康熙置海关,船一到,上海就繁荣;乾隆时闭关,只开广州,上海立即再度衰退下去;鸦片战争打开了上海的大门,使上海面向世界。解放后立即输给香港,地位一落千丈,改革开放后,情况又有所好转,但开放幅度太小,还是比不上南方。有人说,沿海开放地区是把弓,长江流域是支箭,上海是箭头,箭头不发,全盘棋不活,上海本身就发展不起来。

从上海历史地理看,上海的发展与港口的位置也有很大关系。上海港的发展由上游往下游不断移位,最早在青浦的青龙镇(原是出海口),后移到上海镇,再迁十六铺,帝国主义又在杨树浦一带大造码头,解放后移到上港九区张华浜一带,浦东开发,又搞到外高桥去了,说不定哪天要造到崇明岛。上海的自然、经济、政区变化不小。历史上上海地区种经济作物的富,如松江的棉织业和奉贤的盐业,种水稻的穷;现在是搞工业的富,靠农业的穷;上海的经济中心是从西向东,初在松江,现在浦西,今后会不会在浦东的川沙县,浦东会不会变成区或市,几十年后在它发展后完全可能,从上海市自身的发展已证明了这点。上海最大的心腹之患是水灾,内地(青浦一带)地势太低,沿海高,水不易排出去,而海平面上升对上海的威胁更大,不能不早做预防,这些都与历史地理有关。

(据讲话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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