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地点的选择

一、 清政府派官军对太平天国起义运动进行包围、剿杀

清政府面对太平军日益凶猛的攻势，虽然有些焦头烂额，但更加紧了对太平军的围剿。1853年3月27日，钦差大臣向荣所部一万七千多人，尾随太平军至南京，在城东孝陵卫一带（距南京城不到十里），建立“江南大营”；1853年4月16日，钦差大臣琦善和内阁大学士胜保等，领兵驻屯江北扬州城外,扎营于雷圹集、帽二墩，距城仅数里，建立“江北大营”。后一、二日，又进扎保山、司徒庙，距城均仅三里。自清军兵临城下后，扬州四面受敌，已几乎成了孤立据点；镇江与南京的陆路交通已被切断而仅有水路相通；南京虽尚未遭敌合围，但太平军所能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只不过南京城及其周围数里。可见，当时南京城周围的严峻的军事形势已不容许太平军全面北上，且“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东部，苏、皖两省交界部位，江苏省西南部，东距上海六百余里。南京城周围山峦起伏，河湖纵横，长江横卧城北，秦淮河蜿蜒城南，钟山盘绕在东，清凉山雄踞于西，有龙盘虎踞之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2]”，南京还是十朝故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文物古迹众多且风景优美，商业繁荣，物资充裕，太平军主力部队在这里暂时驻扎下来不见得就是一处败笔。

二、 团练、乡勇的发展壮大及封建主义对农民军的影响

    在太平军由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的这段时间里，上海、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的天地会众、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上海刘丽川的小刀会，广西的“升平天国”，安徽、河南的捻军相继发动了武装起义。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使清政府急忙扩充军备，并大力支持由汉族官僚组建的乡勇、团练（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的发展，这些乡勇、团练对新生的革命力量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当时的情况下，全国形势较为混乱，太平军从广西金田，一直打到江苏南京，劳师远征，亟待休整，且太平军的主要领导人的私欲已经开始膨胀，让我们综观历史，古往今来，大凡“广大的劳动农民起来革命，是向地主阶级造反。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封建皇朝曾经多次被农民战争的暴风雨所推翻。农民革命能够给封建统治秩序以严重的打击，但是农民阶级不具备新的生产力，不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消灭封建的经济制度而代之以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他们所做不到的。造反的农民在意识形态上也摆脱不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毒害。每当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地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因而形成革命形势的时候，有些在政治上失意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跑到农民队伍中来寻找出路。他们带来了地主阶级的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同时也带来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他们中有的在农民队伍中成为起重要作用的谋士，或者甚至成为领袖人物。他们既在农民队伍中，不能不在某种程度内依据农民的意志行事，但也往往是按照地主阶级的本能来利用农民的力量。农民阶级没有彻底独立的世界观，完全排斥进入自己队伍的地主阶级的坏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农民革命胜利在望的时候，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力量越来越多地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这种情形不能不导致农民革命的变质。农民革命纵然取得了推翻一个旧的封建皇朝的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却总是为地主阶级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所窃取。新起的皇朝仍然是地主阶级的政权，人民仍然处于封建的压迫下。[3]”历朝历代的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无一例外都预示着另一种政权的建立，经历过贫穷之苦的这些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洪秀全仅是一介布衣书生，杨秀清、肖朝贵不过是“烧碳佬”，生活比较好也只有曾身为地主的石达开、韦昌辉），在打击各地的乡绅地主，官僚富商时，难免不为那些奢靡的生活所俘虏，而当时太平军战事的节节胜利也使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得意忘形，在他们攻下有十朝故都之称的南京城之后，不免为其繁华所倾倒（“清朝前期的一百多年里，耕地面积增加了40% 以上，人口迅速增长到3.6亿（照此推算，道光咸丰年间全国总人口已近4亿——作者注）。清政府提倡各省因地制宜，采用多种种植方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高产作物甘薯的种植，由福建、浙江等省推广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4]”“清朝赋税、粮食的一半几乎依赖江浙地区[5]”，“那时侯，苏州仍以丝织业闻名，南京、广州等地的丝织业，后来居上，超过了苏州。南京有织机三万多台，所产绸缎行销全国。[6]”“乾隆时候，扬州的商业十分繁盛，许多行业形成集中的街市，有专营绸缎的‘缎子街’，专设茶肆酒楼的北门桥等[7]”），于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决定暂时在南京驻扎下来，高筑墙，广积粮，积蓄实力，待到各地农民起义军与清军两败俱伤之时，再行出战，既消灭了清军，又可以将各地农民军尽数扫清，这样一来，太平天国的夺取天下之大计就应该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

三、 太平军第一次攻占武昌后的作战形势

    经过两年多的南征北战，太平军的将领们应该发现这支革命队伍思想上已经开始动摇，的确，太平天国从拜上帝会组建伊始就打出男女平等、人人有土地这类极富煽动性的口号，但战事已经进行了近两年多，部队虽然兵力不断增加，但若再不找到一块根据地切实实现太平军的口号，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军心不稳，恰恰此时太平军攻城掠池，所向披靡，太平军的领导人又有了享乐主义的倾向，因此，在太平军攻陷武昌后，太平军的将领们无疑将面对三种选择，即挥师北上，直取北京，彻底推翻清王朝；或溯江西进，占据天府之国——四川，发展生产，积聚实力，待到太平军有足以气吞山河之势时，横扫天下，惟我独尊；或是沿江东下，强取南京，不仅可以为太平天国补充大量人力物力，而且容易控制京杭大运河，切断清政府的财源。但当时全国的真实形势是这样的：北京城内虽已人心惶惶，但畿辅之地，清军必全力维护，且若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袭取北京，太平军必由湖北的襄阳、樊城出兵突入河南境内，进入中原地区，但清政府已把河南列为重点防御地域，派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率两万之众驻防河南，太平军若强攻河南，前途凶险且毫无胜算，何况河南地方贫瘠，粮草缺乏，又无水路可通，不仅使太平军的水营失去了其一些作用，而且也将无法解决太平军数十万军民的粮食问题；四川虽被誉为天府之国，物阜民丰，又具有易守难攻的优越地理环境，但其相距北京较远，不利于日后攻取清政府老巢，夺取最后的胜利，且清政府早已派兵驻防四川，太平军即使倾注全力也未必能入川，甚至还有在四川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太平军不可溯江入川；相对而言，长江下游的清军战斗力不强，各城池的守军数量也不多，且太平军在向东作战的过程中，可以发挥水营的威力，顺长江东下，水陆并进，直取南京，据以之为基地，然后派兵三面出击，即使一时间灭不了清王朝，也可以占领黄河以南地区，再者，南京城自古就为帝王之都，地势险要，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又地处江南富庶之地，物产丰盈，米粮充裕，实为理想的建功立业之地。因此，太平军只能占领经济相对富庶的江南古城南京，一方面可满足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私欲，另一方面在本已富庶的江南地区施行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所受自然条件的束缚较小，便于发展经济，这样一来，不仅太平军现役部队的军心容易稳定，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多的群众的支持，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深谙孔孟之道的洪秀全等人不会不知。

四、 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层对客观形势的判断失误

    这时太平天国的领导层对客观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洪秀全、杨秀清等认为推翻清王朝是非常容易的事，并且由于享乐主义在他们思想中的作祟，使他们急于建立小天堂，以满足他们的私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派兵北伐。北伐军作为一支相对较为独立的军队，战斗力极强（北伐军主将由当时在南京建都之初所封的六位丞相之中的三位即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组成，士兵中大部分人为太平军从广西带出的老部队）。但是这支军队并没有达到太平军领导集团预计的战略目标。虽然我认为这支部队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它使清政府吓出一身冷汗而在慌乱之中将大批部队调往黄河一线，从而使太平军西征和东征的部队可以迅速占领长江一线，同时也为西征和东征的部队一举击破时刻觊觎南京的江南、江北大营提供了有利的军事条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清政府不至将重点兵力集中于对付各地的起义军而使这些起义军迫于清军的强大军事压力过早地被剿灭或是被招安，从而使太平军在南京立足未稳之时就遭到清军的全力剿杀。

五、 太平军长期的运动战对太平军可能造成的影响
 
   “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争中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时指出：‘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8]’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的历史条件造成了这种流寇主义。特别在游民群众中，流寇主义有着深厚的基础。揭竿而起的农民在广大地区内流动作战，冲破强大敌人的围剿、堵击，因而能在一个时期内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但是流寇主义不能使他们得到最终的胜利。[9]”

   “这本来是农民战争的所不能解决的许多矛盾中的一个。如果只是东奔西窜，虽然能够在敌人面前有很大的主动性，但是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为了急于求得成功，又会犯相反的另一种错误：过早地占领中心城市，而一旦取得了中心城市，并企图巩固地守住的时候，他们逐渐地丧失主动性，逐渐丧失了主动地进攻敌人的能力，也就逐渐地丧失了战场上的优势（如果北伐军当时竟能达到占领北京的目的，也将难以避免陷入这一矛盾。如果以为太平军要是全力北伐打下北京就能取得完全的胜利，这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如何能既保持灵活地打击敌人的地位，而又不断扩展自己的根据地以至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历史上农民战争没有能解决的问题。这当然不只是军事问题，而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农民战争的政治上的弱点使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10]”

太平军当时能够打仗的部队号称有五十多万人，但据资料研究，当时的太平军主力部队约有十万人，而广西带出的部队仅一万多人，换句话说，真正受太平天国革命思想影响较深的只有这些广西的老兄弟，其余的几十万人基本都是太平军在沿途几场战役中招募的，真正接受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人不是很多，对革命的目的不是很明确的官兵大有人在，况且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除了在永安休整了近半年，之后就开始连续作战，部队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到了南京后，又有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的前后堵截，部队如果此时继续北上，长期的运动战，不仅会造成“无粮”的困难，而且太平军携老扶幼的庞大队伍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强敌分割包围和各个击破的危险，甚至很有可能在清军的诱降下军心浮动，加之太平军官兵大部分为南方人，深入北地，水土不服，战斗力难以保证，清军以逸待劳，一旦交战，后果不堪设想。此外，北京是清政府的老巢，直隶是清政府统治的腹地，黄河地区即河南、山东一线是清政府的生命线，即所谓“畿辅安危，天下安危所系”，这些地区是清军即便是倾注全力也要保卫的战略要地。所以，太平军一旦渡过黄河，势必招致清政府极大恐慌而在直隶、山东等地大规模集结军队，当时的形势总体上说清军依然保持有对抗太平军的兵力数目或武器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太平军即便攻下北京也不会对清政府的统治有任何决定性的影响，毕竟俗话说“胜者为王败者贼”，太平军攻下北京固然会对清廷的统治有所影响，但基于太平军现有的军事实力，太平军单凭武力是不可能完全颠覆清朝统治的，而且还很有可能在北京被各地进京“剿匪”的部队围歼，甚至全军覆没。因此，太平军选择在南京这样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暂时停止北上，而代之以部分部队进行北伐、东征和西征，在南京等城池积草囤粮，扩充军备，以利再战，是符合当时战争形势的发展的。这里顺便提一句，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以南京为基地，并最终统一全国的。

六、 太平军高层将领已有一套完整的战略部署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也就会有全局的战略。（太平军的领导者、各级军事将领和战士绝大多数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他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虽然大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但在太平军由广西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这将近两年多的转战中，也积累了一些作战经验。因此太平军的领导层的许多战略决策是在战斗中确立的。）太平军定都南京后的全局的战略计划是：

    第一步，派大将林凤祥、李开芳等“带九军兵渡黄河[11]”，“过黄河到天津扎住[12]”，“在天津卫扎营等待[13]”，也就是分兵向清政府腹地进行大穿插，即我们所说的北伐。

       第二步，由天京“再发兵来[14]”与清军展开战略决战，以夺取北京，推翻清王朝。即所谓的“再举”或“大举”，与此同时，太平军还举行了西征和东征。
从表面看来，北伐是为了直捣北京，灭亡清朝；西征是为了控制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屏障天京；沿江东征是为了断绝清政府的财源，充实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乍看之下三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只要稍加研究一下太平军将领们制定的全局战略就不难发现，所谓的“再发兵来”，这里的“兵”的来源就是东征和西征的战略目标。太平天国的领导层希望由北伐军作为先遣部队，先期渡过长江，在清政府的心脏部位活动，一方面牵制住清王朝的主力部队，使清政府将主力部队调至京畿、直隶、山东一带，这样既可以缓解太平天国都城南京附近日益严峻的军事环境，又可以为太平军东征和西征战略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可以在西征和东征部队完成既定战略目标即取得大量物资，开拓疆土，为太平天国充实一定的人力物力后，组织一支更大规模的北伐军北上与原北伐军会师，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并最终取得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的完全胜利。

有人说太平军北伐部队的最终战略目标不是北京，是天津，因为太平军将领李开芳的一份供词中曾有“到天津扎住”这一句，但我比较赞同著名学者苏双碧的观点，即“到天津扎住”与“疾趋燕都[15]”没有矛盾，他们是出自同一战略的。两个指令联系起来看，原意应是，北伐军打到天津之后，如可能，即挥兵直克北京，或则暂在天津驻扎，等待援兵到达。假设北伐军绕过天津，直取北京，就很有可能遇到腹背受敌的局面，而天津守军亦有七八千人，在当时的科技情况下，守城的军队一般来说比攻城的军队占有的优势大，况且此时的天津的驻防军队已经比当年守卫南京与武昌的多，此外，北伐军的主力部队是由从广西桂平起义后沿途招募的部队中抽取的，换言之，这支北伐军是由一批连续作战多年的将士组成，这支部队虽然战斗力极强，思想素质也相对较高，但其毕竟是强弩之末，因此强攻天津定会导致北伐部队的重大伤亡，这是太平军的将领们所不愿看到的。综上所述，林凤祥、李开芳决定保存力量，暂不攻天津，退守静海、独流未尝不是明智之举。这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全局战略没有抵触。

基于上述的六点原因，我认为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制定的定都南京的战略决策有其客观必然性，太平军定都南京既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的一种表现，同时也符合当时全国范围内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战略决策我认为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决策者们的无奈之举，是没有对错之分的。

参考文献：
一、《中国近代战争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刘留生、张治
荣著）
二、《太平天国北伐史论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河北、北京、
天津历史学会编）
三、《太平天国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茅家琦主编）
四、《论太平军北伐的战略问题》（苏双碧著）
五、《太平军分兵北伐的战略措施》（朱哲芳、彭大雍著）
六、《世界近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6月第1版，上海师范大学《世
界近代史》编写组编）
七、《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页3
八、《太平天国史迹真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九、《清代皇帝传略》（知识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左步青主编）
十、[1]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513-514
十一、[2] 转引自《中国名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罗亚蒙、
刘建军、符景垣、符丹编著）页74
十二、[3]转引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页95（人民出版社，胡绳著）
十三、[4] 转引自《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人
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页16
十四、[5] 转引自《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人
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页16
十五、[6] 转引自《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人
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页17
十六、[7] 转引自《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人
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页18
十七、[8]转引自《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409
十八、[9]转引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页113（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
版，胡绳著）
十九、[10]转引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页115（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
版，胡绳著）
二十、[11]转引自《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页161
二一、[12]转引自《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页167
二二、[13]转引自《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61,页5
二三、[14]转引自《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页167
二四、[15]转引自《清史稿?洪秀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