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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引用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时间:2010-2-4 14:48:13  来源:cersp

 


浅谈史料引用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伴随着课程改革的逐步推进,史料在教学和命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关史料甄别、选择和解读的文章可经常见诸历史教学类刊物,在教学设计和试题命制中,各种新史料的纷纷涌现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但是,由于部分老师史料意识淡薄,在引用史料时操作不够严谨规范,造成了一些偏差和问题,给教学与评价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笔者认为,历史教师应有一种对史料的敬畏感,秉承史学传统中的“实录”精神,严谨而科学的对待史料。只有对史料谨慎节录,准确引用,规范呈现,才能更加高效的运用史料,更好的贯彻“尊重历史,追求真实”的课标理念。

一、准确节录

教学和命题中所用的文字史料,一般来自于文章的节选。有些文字史料,原文有正反两方面或多层次的表述,如果节录时只选择一个部分,就会造成以偏概全。也有一些文字,节录内容单独呈现时,因为失去了原文的语境,也有可能和原意并不相同。这两种情况都是断章取义的表现。周明学老师和王俊伟老师曾就2007年全国卷陈寅恪题有过商榷文章[1],讨论的重点之一就是对陈寅恪先生“社会革命”一词的理解——试题答案“扶植庶族,抑制士族“是否就是陈先生的本意。抛开争论双方的正误不说,这一争论正说明了文字片段在离开上下文时,会带来内涵上的变化,会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分歧。为避免断章取义,从原文中节录文字时,我们应仔细揣摩上下文,划分清楚段落和层次,对拟引用史料进行反复斟酌,弄清文字的准确含义,然后再进行节录,要确保这一片段使用时既能相对独立的承载历史信息,又要保证这一信息不会偏离原意。

也有一些史料是从他处转引而来,这时我们更要慎重使用,要尽可能查找原文探求本意,以免误读。徐继宽老师的《元代“一省”指“中书省”还是“行中书省”》(《中学历史教学》2009年第3期)一文中,曾指出一道据《元史·高鸣传》部分文字设计的练习题答案是错误的。由于节录的文字较少,无法准确判断该段材料所要表达的意思,徐老师通过查阅《元史》,结合上下文,就可以清楚的解读其含义。这一例子也告诉我们,对史料转引时要先进行认真思考、查证,把握准确含义,对那些拿不准的文字,不要贸然使用,以免误导学生。尤其是使用课外教辅书籍时,更要谨慎(这类书籍以赢利为目的,所用资料相互传抄,错讹较多,已是同仁共识)。

二、忠实原文

2008年广东卷的第4题是一道极富创新色彩又饱受争议的题目,大家的争议主要在于对材料的解读上,却很少有人关注所引史料严谨与否。原题的题干是这样的:

齐国管仲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之巧。未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某研究者据此得出“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与专制国家农业政策密切相关”的结论。该判断:

它的史料“凡为国之急者,……战胜者地广。”出自于《管子·治国》,属于历史文献引用。为使表达顺畅,命题者引用时前面加了几个字——“齐国管仲说”,可这一添加却使本来严谨的史料出现了问题。原来,《管子》一书虽“托名管仲,实际上并非管仲所著。它是兼有战国秦汉文字的一部文集,而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西汉末年,经刘向整理,定为八十六篇。”[2](p1)在这八十六篇中,除贾谊《新书》和司马迁《史记》中所引《牧民》《山高》《乘马》诸篇为管仲遗作外,其余都是托伪之作,对这一点,史学界早有定论。因此,这段话出自于《管子》是确定的,但是否出自管仲之口,却是值得商榷的。尽管是否管仲之言,并不影响下面的推论和试题的考查,可这种不严谨的处理出现在高考试卷中,不仅容易以讹传讹,而且违背了课标精神——《课程标准》在“评价建议”部分明确指出:“运用这些考试形式时,要注意其科学性、有效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中国史学传统中历来十分重视文字的推敲运用,增减改易细微之处也能带来表意上的巨大变化。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微言大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字千金”的故事更是真实的写照,《春秋》一字可寓褒贬,《通鉴》一字可知兴替,历代治史学者都把严谨放在第一位,一丝不苟。今天,如果我们对史料的引用或处理过于草率,就有可能在无意中改变愿意或增添新的麻烦。这既关系到向学生传递信息的真实性,更关系到我们对史学的基本态度。因此,无论命题还是教学,引用的史料都要绝对忠实于原文,不增一字,不改一字,对需要增加文字以助于学生理解的,增加部分要用括号标出;对于需要删节的文字要反复推敲,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在删节处用省略号标出。

三、规范呈现

当前用于历史教学和命题的材料很多,而不同的材料在证史上的作用差别很大。2007年高考广东卷第26题曾就官方文献、学者著作和世俗小说的史学价值设问。就史事记载而言,官修正史和学者文集,现场实录和后来回忆,第三方记载和当事人表述,就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以前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运动过后不久出现的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和康有为后来的陈述如《康南海自编年谱》,但由于作者就是当事者,所以很难作为信史[3]。而就史学观点来说,作者的主观性和时代的倾向性就很容易造成其认识的偏差,比如文革时期的一些文史作品像冯友兰的《论孔丘》和郭沫若的《李白和杜甫》就因过强的政治性而无法当作严谨的学术著作看待,尽管两位作者都是公认的学界泰斗。

正是由于史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在引用史料时,除需要自己认真鉴别外,还要在引用时准确标明史料的出处,虽不似学术论文参考文献的要求那样严格,但也要通过注明出处告知学生这段话的作者是谁,出自哪篇文章或哪一本著作,发表或出版于何时,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只有这样,只有将主观性和时代性暴露出来,才更有利于学生做出客观判断。其实,出处是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承载着历史信息,准确标明出处既可以让学生了解该段史料的来源、作者,有助于学习者深入理解,更可以传递科学而严谨的历史学治学精神。遗憾的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界对这一点的重视是不够的,不少模拟试卷的材料解析题引用的材料没有出处,或者只给了一个笼统的出处。课堂教学和课件制作中,所引用史料多没有注明准确出处,个别老师的教学还因所用史料的出处问题,引起了其他老师的批评[4]。还有的老师把“相传”或“据说”当成史料呈现,甚至根据需要“自主制造”史料,然后杜撰出处,严重偏离了历史学科求真、求是、求实的基本思想。这类现象如果得不到控制,将会使历史学科在喧嚣热闹中迷失自我。在此,笔者想说,无论教学还是命题,注明材料准确出处或来源是规范化运用史料的重要体现,我们应以规范的格式呈现史料,共同实现史料教学和材料型试题命制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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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见:周明学.《2007年全国高考陈寅恪题值得商榷的三个问题》[J].《历史教学》2007年第9期.  王俊伟.《也评2007年高考全国文综卷历史试题——兼与何凡、周明学老师商榷》[J].《中学历史教学》.2007年第12期.  周明学.《就高考陈寅恪题答王俊伟老师》[J].《中学历史教学》. 2008年第3期.

[2]   赵守正.《管子注译》[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3]  危兆盖.《回顾戊戌 重温历史——在戊戌变法110周年之际》.[N].《光明日报》. 2008年12月7日.

[4] 徐金超老师曾就沈为慧老师把明朝不知名作者的绘画作品《孔子讲学图》当成研究孔子当时教学状况的可靠史料有过商榷文章,陈康衡老师曾撰文指出一位青年教师在“没有厘清诗的全文及产生的背景”的情况下引用毛泽东“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诗句提出反对意见。两例分别详见:徐金超《历史探究学习的忧思:史证意识的偏差和虚化》,《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8年第3期。陈康衡《慎用毛泽东“文革”诗句评论“焚书坑儒”》,《历史教学》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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