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在1906年宣布实行宪政，最大的失误就是速度过快。一辆破旧的大车，经不起赶车人和后座上诸多催逼者的折腾，终于散了架。很多改革措施极有意义，而且惠及民国(如法律改革)，它们就像狂欢之夜的焰火，几乎令人目不暇接。可是戊戌变法时鲁莽操切的“大跃进”又一次重演，改革的中枢失去了必不可少的领导力。请愿国会，弹劾军机，成立宪友会和咨议局联合会，拒绝铁路收归国有，莫不呈露出藐视、胁迫中央的意图。时局至此，国家分崩离析，指日可待。立宪党人表面上与革命派异趣，在急于夺权这点上，他们是一对双胞胎。两方人士后来都作出热爱共和的表白，但他们所说的共和，要么是周召共和，即各省独立自治，要么是孙中山后来说的“三年军政、六年训政”。孟德斯鸠所言的共和的美德，对他们来说既无比陌生，又绝无吸引力可言。

　　局势失控后，载沣以宣统名义发《罪己诏》，隆裕太后允下《退位诏书》，也是“出于救时之心”，但是很难得到史家的同情。一些标准的晚清史往往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清廷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即、彻底退出政治舞台，把权力像赏金一样悬挂在紫禁城的城楼上，听任立宪派、同盟会、光复会、各封疆大臣、袁世凯以及无数窥觊“神器”的秘密会党自相残杀，决出胜负。不，这还不够，抢夺者仍有怨言。只要他还未百分之百地掌权，这个世界的是非就总是颠倒的。清廷依然罪责难逃。

　　《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一书多次提到，安定的局面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民国动荡频仍，财源未开，微薄的财力大多耗于军队，无力从事建设，于是各方面的进步反而不如清季。(民国后各方面情况不及晚清，那是从孙中山到李大钊等不同人物的共识。)张先生在“代序”里介绍了洪庭洞(即亨廷顿)一派的观点：后进国家的政治发展应该在制度和组织上培植基础，过早要求政治参与或进行政治动员只会导致政局不稳，不利于社会改革和发展。张先生好像从中悟出什么道理，不便多说，反而又称，有时流血的革命不能避免，颇有为国民党前身同盟会辩白的意思。

　　张先生撰写《立宪派与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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