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头十年，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没受过教育，浑浑噩噩，不知民权、选举为何物。根据1908年的各省咨议局并议员选举章程，选民及候选人必须具备一些条件。经过严格筛选，合于选民资格的人数很少。再说有经济实力者遵照“财不露白”的民间古训，虽有资格也不去登记。根据张先生的统计，最终二十一省选民与人口之比低得惊人，平均不到0.42%。 更可悲的是合格选民中又只有少数人不惮烦难去行使自己的权利。比如广州的八十九个投票所门可罗雀，仅一所得十六票，其他三五票而己，有六十处竟然仅有一票。真正行使投票权的甚至不到享有选民资格者的四分之一。广州得风气之先，居然如此狼狈，其他地方可想而知。结果是参加选举的与当选的是同一批人。热心宪政者串通一气，互相支持，他们轻而易举地使自己当选，并非由选民选出。握有地方实权的士绅阶层早已成立了预备立宪团体，操纵选举。例如江苏咨议局议员居然清一色全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会员。张先生揭示这些细节，未见得是为当选议员喝彩。

　　代议制式的民主究竟在当时的中国是否合适?传统中国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冷漠令众多西方观察者惊讶。美国政治学家、袁世凯的顾问古德诺说，中国缺少“民主”的螺帽和螺栓，即保证民主机制运行的最基本的东西。责难古德诺的人哓哓不休，他们自己能够公平参加竞选并在失败后微笑着向对手握手致意吗?不幸的是人们一般不会承认自己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密尔(John Stuart Mill，即穆勒)在议会民主制的经典《代议制政府》(1861)第一章阐述道，政治机器不会自行运转，要由人去操作，因此对这些人即普通的人还得有所要求。密尔坚持，议会民主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适用，有的人民(他指的是十九世纪的印度人)自我克制能力低下，缺乏公共意识，“不能放弃私斗”。一个政府要对这样的民众有利，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是专制的。民间的恶习，其来有自，恶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要克服这些无意识的心理习惯，不可能是一日之功。这位自由派的代表人物继而说，既然一项制度必须以现存的爱好习惯为基础，那么，“当大多数选民对选举自己的政府缺乏足够的关心，或虽去投票，却不把选举权用于公共的理由，而是为金钱而出卖选票，或者按照控制着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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