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或出于私人原因希望谋求其好感的人的意思投票时，代议制就没有多大价值，并可能成为苛政或阴谋的单纯工具”。这些文字颇有“殖民主义”之嫌，批评者会指出，凡事总得有个开端。但是，能证实密尔远见的例子也确实不少。晚清宪政整整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村民自治制度和农村民主选举究竟效果如何?在笔者居住地附近，买卖选票的过程倒是完全公开、透明的。谁又在乎贿选严重侵蚀了选举的公正性呢?治理选举腐败远远不像某些教授想象的那样简单。他们天真地相信只要设计出一个良好的选举程序，加强监督，弊端就自行消失，乱就被治取代，恶政就顿时变为善政。欧洲不少华人聚居区里黑恶势力猖獗，我们恐怕不能归罪于当地的政治制度吧。能够自治的地方还必须有一套无形中影响并决定人们行为的正面的“潜规则”，比如法的意识、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晚清的中国几乎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国家，所谓东方国家专制一统是孟德斯鸠的虚构。刘鹗在《老残游记》的第一回就用一艘八桅大船来比喻大清帝国。那船上人口不计其数，八个管帆的倒也认真，但是他们“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这种各分畛域的状态不仅阻碍了船速，而且会引来翻船的大祸。迫在眉睫的是八位管帆的大臣必须听候船长的统一调遣，互相合作，使巨船吃足风力，朝既定的方向稳进。然而船上的英雄豪杰却不这样看，他们发表演讲，煽动造反。作者称他们是“不懂事的少年”。《老残游记》写毕于1906年，即仿行宪政的光绪三十二年。如果那时的中国可比为帆船，船上的大小桅杆其实难以数计。在很多方面，“国家”(the state)几乎缺席，治理程度低得惊人：没有统一的币制，没有任何金融安全的防范意识，市场上流通中外、新旧、官私各种货币，名目之多，世所仅见。1901年清政府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很快成为一对尖锐的矛盾。随着对外交往日多，政府与国家在经济活动和社会建设中统筹兼顾的作用渐渐显现。1905年造币总厂成立，户部银行开市，然而几年前软弱的中央政府却准许各省自行开设官银钱局，自铸银元铜元，还允许各省官商自集资本兴修铁路。宣统年间度支部开始制订全国财政预算，这是中央集权的重要一步。一个良好的开端很快就因内乱中断。辛亥革命以后全国(包括西藏、蒙古)的乱象可以解读为地方分离主义的胜利。以灾祸为福祉，这实在需要车载斗量的愚勇。
一般人们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后积极向日本学习。然而立宪却使中国离日本愈来愈远。明治维新撤藩设县，王政复古，积聚了巨大的爱国向心力。国家的观念在中国却是缺失的，仿行宪政后，离心力更见嚣张。戊戌变法时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成立，足以表明地方意识太强，暗含了分裂的种子。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上奏道：“推而广之，天下皆为人所保，天下不从此分裂乎?名为保其桑梓，实则毁其家邦。”按照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说法，离心的趋势始于“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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