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认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妈妈一直关心把我们三个孩子带大的富奶奶的女儿黄秀琴的学业。她在北平读完高中，1940年我们从云南搬到重庆之后，她由我爸爸妈妈的朋友带到重庆，后就送她到复旦大学读书，费用由爸爸妈妈供给。我记得在1945年抗战一胜利，爸爸未来的工作可能会有变化的时候，妈妈和爸爸已经决定马上先把哥哥和姐姐送到北平的大舅母家，让他们尽快接受正规的教育。这样哥哥就进了育英中学，姐姐进了贝满女中。这两个学校后来合并就是现在的166中学。1946年底爸爸和妈妈带我去了日本的东京。那时很难给中国去的小孩找到合适的学校，1947年妈妈就和代表团里一些太太们商量，办起了代表团的中文小学，太太们分教各个科目，妈妈做起了校长。她们怕中国孩子忘了国文。1951年我们从日本回到北京，第二年春我和姐姐进了慕真女中，现在的125中。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我和姐姐都学外语。1960年初夏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英语系总支动员我留校当了老师。在当学生和老师期间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社会工作。同学喜欢我，选我进了英语系的学生会。在劳动期间我负责英语系师生的劳动、安全、伙食、住房等等工作。当老师以后，我负责系的工会活动和全系学生的英语课外活动。我很看重服务，要花上许许多多的精力和时间，同时也学到了许多知识、技能和协调的方法。工作能力大有提高。妈妈都为我感到高兴，因为她看重服务。她当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充满精力，热情和活力。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选听了不少课程：历史、社会学、社区发展、都市社会学及有关社会性别和妇女发展等课程。回国后我越来越关注社会的公平、公正和人的各种权利，尤其是妇女的权利。1984年我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妈妈在我当选后把她的1954年及1982年全国人大发给她的宪法给了我，要我学好宪法，用好宪法。

1989年，加拿大使馆要我协助加拿大国际发展署来华执行机构在执行项目时能确保妇女受益。这样我就有机会到中国的西部贫困省份做项目。1990年夏我去了甘肃会宁，一个老革命根据地，是一、二 和四方面军会合的地方。尽管已经解放了这么多年，自然条件仍然恶劣，干旱、沙漠化严重，人民完全是靠天吃饭。那年正好遇到干旱，小麦和棉花长得只有半尺高，连种子都收不回来。附近没有水，饮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一走就要一天，等水的队伍长长的。孩子夏天没有鞋子穿，上身是赤裸的，有的孩子光着屁股。房子是土坯的，又破又旧，屋里的炕已经不能用了，有裂缝。越是贫困人家，孩子就越多。凡是没有生男孩的女人都会被人议论讥笑，受欺负。在那里白天男人出去了，只要敲门问家里有人吗？回答的一定是女人的声音：没有人。听到这样的答复使我心酸，落泪。因为她们是女的，不是户主，不识字，人们不把她们当人。

　　我每次出差回来都和妈妈分享我所看的到和听到的一切，并决定了我后半生要做的事：要改变中国，就要改变农村。要改变农村，就要改变妇女。教育一个妇女等于教育一家人，几代人。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中妇女占70%以上，80%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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