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期间，张平过着图书馆、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更多的时候，心情烦躁地玩着游戏，“感觉就像在冷宫里一样，虚度着青春年华”。

　　一位博士在受访中反复提到一个词——“孤独”，“做一个东西没有人和你讨论，有时候觉得做得很孤独，你出了问题就很难解决它，老是在上面打转。但是导师一般都很忙，很难碰到他。”

　　科研道路上，这位博士最大的感受就是形单影只，“有一种很大的孤独和疏离感”。

　　周光礼教授团队在调查中惊奇地发现，作为博士生培养的主要形式，导师和学生的交流严重不足：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每月交流5次以上的不到5%，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从未与导师交流过，有人甚至从入学到毕业没有见过导师一面。

　　博士生教育代表了一个国家教育培养的最高水平。要么打杂工，要么进冷宫，这一最高层次的学历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社会实践检验的天平显得客观而冷峻：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10年来整体上没有进步，“甚至还有下降趋势”。在对新进博士创新能力的评价上，用人单位认为“一般”和“差”的占68%。

定位之惑

　　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我国在读博士生人数也由1999年的5.4万人增加至2009年的24.63万人，10年间增加了3.56倍。

　　在博导增长人数跟不上博士生扩招速度的背景下，传统的导师制已经不能适应大批量的博士培养，我国开始了从导师制到老板制的转变。

　　周光礼分析，越来越凸显的博士培养质量争议的背后，是现在我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模式。

　　导师制源自德国，就是师傅带徒弟，它是言传身教的绝对精英教育，在学生规模很小的情况下，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培养精英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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