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可以看成养金娃娃”。
老板制由美国开创,也就是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在一个团队里面只有一位教授和一群博士及辅助研究人员。负责教授用从国家拿到的经费来支付团队成员的开支。这是一种现代化大生产模式。
导师制的特点是:导师在博士的招生中权力很大,他说要谁就要谁,但是他的责任也特别大,因为招的人很少,学生带得好坏和自己的声誉是直接挂钩的,这种情况下导师的责权是统一的。
老板制是科研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雇佣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它把育人、培养人才排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
因为规模很大,在招生的时候导师没有权力,采用的是程序控制,由一个委员会说了算,经过全面考核决定申请者是否成为博士;同时,专门委员会通过多次阶段考核来把关博士生质量。
一个突出的对比是,国内博士生基本都能顺利毕业,而周光礼教授在美国多所全球排名前30位的学校考察发现,“博士淘汰率高的可达30%到40%。”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混合,一方面导师在博士招生、培养中权力很大,另一方面他不承担责任,产权不明晰,责权不统一。”周光礼教授发出呼吁,“这是两种体制转换之间出现的问题,需要对博士的培养制度进行再设计。”
“提高博士质量关键在导师,难点也在导师”
为期一年的调查中,一个故事让周光礼教授记忆犹新。
有一次,周光礼和一个博士生座谈,问他所在的学科国内的最前沿在哪里,这位博士的回答让人大跌眼镜。
“他说不知道,国际的前沿也不知道,我问他:导师没有告诉你吗?他说导师也不知道。”回忆起这一幕,周光礼教授不觉提高了嗓门,连连摇头。
在周光礼教授看来,博士的研究处于已知和未知交叉的地带,如果不知道最前沿,那么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用力,现在许多博士是拿着一把枪,不知往哪里打,最终的结果是,“学生的青春年华就在漫无目标中一枪打在了毫无意义的课题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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