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师“一言堂”的培养体制下，在导师指导博士生人数不受约束的条件下，在导师的学术造诣和学术道德良莠不齐且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博士生并不是博士学历“量多质低”的罪魁祸首，相反他们是博士生质量不佳、博士学历贬值的直接受害者

　　8月底，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推出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让人们注意到，有的博导竟同时指导47名学生，有3%的博士生从未与导师交流过……

　　此后，不少媒体开始围绕“中国博士的质量在迅速下降”这一话题进行报道或展开讨论。其中“为发论文重金购买学术期刊的版面”“创新能力越来越低”“无法让用人单位满意”等报道，让人越加质疑博士生的学术道德和科创能力，甚至禁不住蔑视起这个拥有几乎可谓是“最高学历”的群体。

　　可是，博士学历越来越“水”，真的是因为博士生们自己不求上进吗?也许确有这种情况，比如为往自己脸上贴金，通过各种关系去读在职博士“混”张文凭的个别人。但对大多数靠自己实力读博的青年们来说，用“不求上进”来形容他们恐怕有些冤枉。

　　就拿一个导师动辄同时指导众多博士生这一点来说，就不是博士生可以自己选择决定的。至于博士生一年见不了导师几面，甚至常年见不到导师，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积极主动，而是因为同时承接N个课题、包揽N个项目并且身兼N个行政职务的导师自己手底下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根本顾不上与学生交流。更何况，接课题、做项目、搞行政都是名利双收的事情，相形之下，指导学生又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呢?

　　有的是见不到导师，有点则与导师关系太“密切”。一所名牌大学的工科博士生吴安平就嫌导师对自己的干预太多。“我80%的时间都给导师做项目”，而这些项目的学术水平并不高，花大把时间只为了帮导师争取经费。(9月13日《南方周末》)

　　“老板”，这个博士生们对自己的导师的称谓，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因为在中国的高校中，导师与博士生之间大有从“师徒关系”演变为“雇佣关系”之势。博士生的研究方向由导师定，补贴由导师出，论文由导师改，文凭由导师定……一切的一切都掌控在导师的手里，不管他们叫“老板”，合适吗?

　　就像吴安平说的那样，不少博士生自己希望专心从事感兴趣的课题研究，但导师的指令无法违抗。据他所知，有的导师甚至会暗示学生:想做自己的事?除非你不想毕业。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创新?不少曾怀揣着科研理想拜入名师门下读博的青年，最后都被耗得热情丧尽，沦为文凭的奴隶，甚至为发表论文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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