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至今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由于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理念、政策制度等各有不同，所以，不同朝代的文献亦具有各自的基本特征。全面收集、整理某一朝代的现存文献，编纂某一朝代的大型断代文献集成，对于全面认识这一朝代，进而对其展开各个学科的专门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山东大学董治安教授主编的《两汉全书》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编纂汉代大型断代文献集成的首创之举，亦是编纂我国大型断代文献集成的一次成功尝试。

    《两汉全书》体现了编纂者“力求其全”的编纂思想。两汉文献产生于距今2200至1800年前，受中国古代书写材料、传播方式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历代社会动乱、学风倾移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流传至今者十不存一。有鉴于此，《两汉全书》的编纂者将“力求其全”作为全书的首要追求，要求“凡属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这一历史阶段的所有文献，举如各种专著、别集、单篇诗文赋，以及经籍传注、小学著作等等，包括佚文残篇，悉予彙录”（《全书》前言）。这一编纂思想，充分考虑到满足海内外学者渴望全面获取两汉文献资料的学术期待，考虑到当今社会赋予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的时代职责，具有较为宽广的学术胸襟与较高的学术勇气。为此，编纂者们遍查各种相关文献资料，梳理甄别，审慎弃取，所付辛劳可想而知。

    《两汉全书》体现了编纂者体例创新的学术追求。现存两汉文献形式多样，既有相对独自流传的专著、注释类著作，又有散见于各种史书、方志、类书、总集中的诗文作品；既有后代屡经传抄翻印的纸本文献，又有历年出土的简帛石刻，将其有机地汇为一编，此前无先例可供借鉴。《两汉全书》的编纂者经过反复斟酌，采取了以人系文（包括著作）的办法，“一、把普查到的近九百名两汉人物，一律按历史年代逐次排列先后顺序，人物年代不详以及无名氏著作，则排列其后而别作处理。二、以人物为单元排比文献资料，即在每一人物名下，首列其专著，次列其别集以及单篇作品，再列其他文献资料。”“因此，《全书》既是断代专著的集成，又是一系列新编别集的总彙，带有一代总集的性质” （《全书》前言）。这样的编纂体例，兼有传统丛书、总集的学术功能，便于读者从作者时代发展的纵向脉络，以及时代相近作者的横向比较两个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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