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斯特曼：转向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关注，这与我在对身体美学研究上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有关。在美国，分析美学依然是美学的主流话语，我所提出的“身体美学”遭到许多同行的非议与批评，但我仍然矢志不移地坚持这一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到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极大鼓励。与传统欧洲美学对身体的忽视不同，中国哲学展示了对身体的高度尊重，中国哲学一直突出身体在审美、认识、伦理和社会—政治中所扮演的中心地位，正如中国的医学、武术和禅定所展示的那样，它们为增进身体的敏锐和身心的和谐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方法。2009年，安乐哲教授向我推荐了您的《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一书，其中关于身体哲学的出色研究也充分地印证和支持了我的这一观点。为了更进一步掌握这方面的理论资源，虽已年逾花甲，我仍然下决心学习汉语。

张再林：谢谢您对我的研究的重视。与您一样，我对美学身体性的关注同样源于对西方意识化美学的质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发表了《理性的富有和美的贫困——康德美学再批判》一文，就开始了对西方意识化美学的反思。后来受梅洛·庞蒂身体哲学的启发，但更多在中国古老《周易》思想的影响下，我提出一种有别于西方“意识—范畴—宇宙”的“身体—两性—家族”的哲学范式，来重新解读中国古代哲学。近年来我又尝试从这一哲学范式出发，重新诠释中国古代美学，其以一种“近取诸身”的方式，把美的本质理解为所谓的“生命的象征”，而非像西方传统美学那样，把美的本质理解为所谓的“理念的显现”。因此就其本质而言，我所提出的中国古代的“身体哲学”也可视作一种身体美学。

美是对生命欲望的积极肯定

两位学者对身体美学中生命欲望的积极肯定，凸显了美学发展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但是，两位学者对审美活动中生命欲望的积极肯定并不意味着其走向鼓励贪欲的纵欲主义，而是旨在培养一种积极而又健康的生命欲望。

张再林：与强调美的“非功利性”和“无目的性”的传统西方美学不同，您站在身体美学的立场上，对身体的生命欲望及由此欲望所致的快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即使是法兰克福学派所严厉批评的通俗艺术和大众娱乐，这一被戏谑地看作使人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的娱乐方式，您也力挺其中的美的价值，以致被一些人批评为“享乐主义者”。面对这个批评，从您的身体美学的角度，又如何回应呢？

舒斯特曼：首先，我想说这是一个事实，即使是最不友好的批评家，也心知肚明电影让数百万人得到娱乐，摇滚让听众身不由己地手舞足蹈，通俗艺术甚至还是高雅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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