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更多的推崇后者。儒家认为身体既是一种“先天之身”，又是一种“后天之身”，其最终乃为一种“天生人成”之身。这种身体观在强调呵护身体的自然天性，强调之于身体的“复性”和“反身”的同时，亦从人是“符号动物”这一事实出发，借助于一种审美化的人文主义符号形式、文饰形式，致力于所谓“文之以礼乐”，从事礼乐诗书的人文教化、人文修养的“修身”。惟有通过这种“修身”，才能不仅使人“化男女为夫妇”、“易物欲为人情”，而且使人一举手一投足都“动容周旋中礼”，使人的一切言语都“不学诗，无以言”地传达着温柔敦厚的诗情，并最终将人的身体及其行为塑为一种“文质彬彬”和得以“游于艺”的美的艺术品。因此，中国古人所谓的“修身”以其旨在“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语），而为我们代表了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美育活动。
关于“性”的美学思考
作为原欲的“性”也是身体美学研究应该直面的重要论题，从“性”的维度同样也可以为我们解读出身体之美的深层意蕴。
舒斯特曼：对身体欲望的关注，对身体美育的思考，让我越来越意识到，如果忽视了身体本身作为“两性的身体”这一基本维度，身体美学的研究将不能真正地将自己的立场贯彻到底。西方学界中对“性”的哲学思考已经很多，但多重在对其负面因素的分析，如何从正面挖掘“性”的身体美学内涵，应当说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据我初步的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中对此有着丰富的资源，不知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资源的？
张再林：如果说人的意识是一种无性别的意识的话，那么人的身体则是一种有性别的身体，因此身体的两性维度一直是我关注的。《周易》文本表明，中国古人并不讳言性的问题，而且把性看作是生命的“原发生命机制”。比如《周易》中至为关键的阴阳两爻就是男根与女阴的孑遗，这种两性关系既是中国古代宇宙论和伦理学生成的基础，也是“以和为美”的中国美学得以建构的根基。最近，通过对清代治易大师焦循的易学思想的研究，我发现中国古人之所以积极健康地看待身体的性欲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将两性欲望建立在“己欲”与“他欲”相统一的“互欲”层面。中国古人这种“既遂己欲，又遂人欲”的“互欲”，一方面可在与他方生命欲望的相契和互通中达到“化欲为情”的最高境界，从而消解男女两性在追求身体欲望时所出现的唯我欲望恶性膨胀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可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学”思想不谋而合，从而为“仁学”思想奠定了更为源本的生命学基础。
（本次交谈内容由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李军学整理完成，此次交流得到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彭锋教授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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