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此次研讨会会期为10月15日至10月17日。来自中国考古学界的近40位专家、学者将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大遗址保护前提下考古工作的基本原则，科学开展大遗址保护和大遗址考古工作等问题进行探讨。

“良渚模式”的成功实践

记者了解到，良渚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瓶窑两镇境内,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被中国国家文物局列为中国大遗址保护第一类第一号项目。近年来，良渚博物院与美丽洲公园的先后建成，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也是对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

据杭州市余杭区副区长戚建国介绍，将良渚文化遗产与现代科技、城市建设及文创产业的结合将是现阶段良渚文化发展的新模式。本次学术研讨会以良渚论坛为平台，将对中国大遗址考古和保护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2009年6月，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在“中国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指出，杭州良渚遗址的保护经验值得推广，良渚博物院是中国遗址博物馆发展的典范。

“良渚文化的发展是符合浙江实际的大遗址保护模式，在大遗址的保护、管理、研究、利用工作中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吴志强称，通过良渚大遗址考古模式的实践，通过对大遗址考古的研究探讨，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大遗址保护事业的发展。

大遗址保护仍在探索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已有较大进步，一些项目投入的保护经费数以亿元计，但在许多地方以经济发展为重以及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压力非常大，形势非常严峻。

对此，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考古学的任务往往注重两条，一是寻找人们已失去记忆的文化，二是保存与保护固有的文化。目前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关键是进一步认识、处理好大遗址考古与大遗址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

张忠培称，考古学发展到今天，与现代社会的联系，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往的认识。因此，今天的考古学要依据其所揭示的“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进规律，去建设新文化。大遗址考古与大遗址保护，应担当起考古学新时期的任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杭侃也告诉记者，大遗址是中国考古的精华所在，虽然近年来大遗址的战士工作日益加强，但仍存在许多需要思索的问题。

“文化遗产保野下的考古发掘工作该怎么做，做到什么层位合适；遗址博物馆的分类方法，并非所有遗址都适合建造遗址博物馆。”杭侃认为，目前，大遗址考古和保护工作应该提前对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加以应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