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在西欧，最初的大封建主把国王看作‘平等中的第一员’。等级君主建立以后，王权受到等级代表机关（三级会议或国会）的一定程度的限制，后期西欧虽然出现君主制，但君权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如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被认为达到了东方专制君权的程度，但当她的某些政策损害商品经济发展而国会提出了强烈抗议时，她不得不向国会保证停止这种有害的政策”。在论证“不断重建封建等级基础上的高度集权”时，作者说，中国的皇帝制度并非发生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期，而是发生在封建社会初期。那时的封建等级不是趋于灭亡而是重建。西欧的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之后，它积极参加了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中国皇帝制度则在破坏了上一代王朝的封建等级后，立即着手重建本朝的封建等级，致使封建等级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不曾因王朝更替而消失。这种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基础上的皇帝集权，使皇帝成为无上的权威。正如贾谊所说：“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等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寥寥数语，直捣皇帝形态的要害，没有套话废话，言简意赅、直入骨里，读之令人信服。
非但如此，在论证中国皇帝制度的经济基础时，作者首先破解了学界长期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皇帝制度的经济基础。通过对中国历史上自耕农与法国资本主义建立过程中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之对比分析，作者得出了“小农经济不是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系”的结论。接着，作者从“中西土地所有权形式的差异”入手，论证了“中国不存在西欧式庄园经济”，并对“地主制经济结构的政治功能”作了深入分析，认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租佣关系所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总和，是中国皇帝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有比较才有鉴别。基于中西比较的中国皇帝形态研究，实际上是放大了皇帝探索的“背景音乐”，把“皇帝形态”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土产”，放到与西方比较的氛围中审视，从而得出了更科学的结论。
中国皇帝形态的体制特征，是政治学关注的对象，也是本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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