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国学研究，离不开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否则，我们的研究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正确解读文本的前提，又必须保证文本的准确。我国古代的典籍流传至今，早的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经过多次文字嬗变及传抄刊刻，出现文字讹误乃至篇章错乱在所难免。我们要尽可能地选择精校精注本作为阅读与研究的底本，但他人的劳动并不能取代我们自己的工作。因为再善的本子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错误。国学研究者要保证结论的准确可信，必须具备扫除讹误、尽可能恢复文本原貌的能力，即校勘的能力。前人所云“读书不知校勘不如不读”，道理即在于此。如有一篇研究王充《论衡·自纪篇》的文章，说其中的“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为至理名言。但明眼人不难看出，文章的作者对王充的话并没有真正看懂，这几句是讲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再好的事物也存在着瑕疵。而其中的“大简必有大好”，显然与此主旨不合，实则其中“大好”为“不好”之误。我们时常发现，有的国学研究者，既不注意版本的选择，也不对所据文本作任何校勘，依据错讹的文字高谈阔论，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研究能有符合实际的创新。

    我国古书的情况十分复杂，除文本存在各种讹误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伪书、伪作。所谓伪书、伪作，就是书籍及诗文作品产生的年代或作者是假的。伪书、伪作不是无有价值，而是要将其作为研究所产生的年代和真正作者的资料去使用。文献学中的辨伪学，就是要搞清楚那些伪书、伪作的真正作者和产生的准确年代。因此，国学研究者尚需有辨伪的意识与功力。即便是“真书”，情况也是颇为复杂的，使用时也必须首先下一番考辨的功夫。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国学大师，诸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等，无一例外，在文献学方面都有着十分深厚的造诣，在文献整理与文献学理论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师，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扎实、深厚的文献学功底，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较为普遍地欠缺文献学功底呢？原因十分复杂。首先，与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学者相比，治学环境与治学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治学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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