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从大一开始就自己搞研究，有时逃课，有时上课看自己的书。他用老师任继愈的借书证借图书馆的线装书，每次借30函，要跑几趟才能全部扛走。有段时间他患上肺结核，一些活动不能参加，就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

　　他找到一间废弃的屋顶阁楼，踢开门，躲在里面埋头做自己的事。屋里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灯，他在这间陋室里做了大量笔记。没有人知道他整天在忙什么，包括任继愈。他回顾说：“我最大缺点之一，是不喜欢问，总是自己摸索，走了许多的弯路。”

　　读大学时，李泽厚有时吃了早饭就进城逛书店，买一些很便宜的书，回到学校已经错过了晚饭时间，只得第二天早上再吃，一天只吃一顿饭。“所以我说我的胃肠很扎实，经过锻炼，能撑能饿，有便拼命吃，至今恶习未改。”李泽厚笑着调侃自己。

　　“后来有的人看我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工夫的。”他的第一个研究目标是谭嗣同，本以为很好研究，“当时看谭嗣同，人很重要，死得很早，书又不多，主要就是《仁学》，就投入进去了，结果吃亏了，他因为思想不成熟，观点相互矛盾。”稿子下了很大工夫，写了五遍，直到毕业才完成。多年后一个哈佛博士将其译为英文，十分佩服他分析得那么细。这篇谭嗣同论后来收进了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影响很大。

　　虽然承认年轻时“走了不少弯路”，但李泽厚至今认为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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