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是一只鹦鹉，只有它，才可以大大方方地站在邓友梅的头上。

“没办法，如果我戴了帽子，它就会用嘴这样、这样……”邓先生一边笑，一边模仿凯迪的动作，“……把帽子拽开。”

谈话的时候，凯迪肆无忌惮地用它的尖嘴，不断触碰着先生的脸，挥手赶开，它很配合地飞起，但像飞去来器那样，在屋中盘旋一圈，很快又重新落到先生的头上。

很多年不写小说了，连散文也写得少了。冬天太冷，只能呆在家里，夏天时，邓先生每天会去地坛公园转一圈，“年纪大了，完全走下来，还真有点累。”

80岁，邓先生的身体仍很健康，只是饱受老花眼的困扰，如今，先生更多是在电脑上看东西，因为那上面的文字可以放大，而普通印刷品，已基本无法阅读。

窗外的城市，正剧烈地变动着，放在20年前，谁会相信那是北京呢？

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五》？还有多少人记得《烟壶》？那是一整代年轻人成长的地标，是他们永远的乡愁。但，城市改变了，记忆在幻灭。

我是谁？我所生活的这个城市究竟是谁？还有什么，能安慰我们心灵的孤独？我们在现代化中沉浮着，突然发现，自我认同已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危机，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生命的根。

然而，当我们所珍重的美好，已然退潮；当我们所守望的灿烂，渐行渐远；当我们所仰望的文化，寂然无声。我们又能说些什么？一切，真的会有答案吗？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昨日专访了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

老北京骂人都拐弯

记者：您当年是如何喜欢上了老北京文化的？

邓友梅：我18岁进北京，那时这个城市还是原汁原味的，虽然经过很多动荡，但文化传统保持得比较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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