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专门研究领域,徽学的形成主要是得力于徽州原始文书的发现。
1946年暮春的南京城,有人大批出售徽州原始文书,当时寓居南京的中研院史语所方豪本拟全部收买,但苦于囊中羞涩,财力不足,仅选购若干而已。这批资料后来全部以《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为副标题,发表在1971-1973年台湾复刊的《食货月刊》上,总计达12篇之多。方豪这次不经意间的偶然收集,竟然成了徽州文书首次公开外流的最早记录。
1950年代,随着传统徽州府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六县土地改革的展开,从地主家中抄出的失去了现实效用,并被当作糟粕的大量珍本古籍和可能成为变天账之嫌的文书,被拥有者大量变卖焚烧。
据《徽州地区简志》记载,仅1953年一年,被屯溪和歙县两家私营土产信托公司收作纸浆的古籍和文书即达1.5万多公斤。而1956年9月,屯溪市文化馆从屯溪爆竹合作社的废品堆中,一次就抢救出珍贵古籍400多公斤。至于大量不值分文的文书,更多的则是付之一炬了。
1956年,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亲自过问下,屯溪市在市新华书店下专设古籍书店,负责古籍和文书的收购。
1957年,该店店员余庭光在祁门县供销社发现了堆积如山的文书,遂批量买下,运至屯溪古籍书店,进行简单整理后,编成目录并于每件文书题写标签,将目录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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