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同‘现’——引者注）。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他紧接着论及了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间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等五项发现，认为：“此等发现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当会产生新的学科。（《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如今，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明清档案学早已创立了各自的学科研究体系，并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和认可。而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则形成较晚，它的创立，主要得力于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以来至今徽州近50万件原始文书的大规模发现。加之有包括徽州族谱在内的9000余种徽州典籍文献传世，可供与文书契约互相参证。现存8000余处徽州地面文化遗存，更是明清以来至民国时期徽州人生产与生活的真实见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徽学这座大厦坚实的学术支撑。因此，围绕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中心、整体研究徽州历史文化和徽人在外地活动的徽学，正是建立在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大量新资料的发现这一基础之上的。

    徽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是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文献和地面文化遗存等资料，综合研究明清社会实态、以重新反省和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历程和特征，并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的专门学问。这正是徽学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因此，徽学研究的内容与对象对象尽管涉及各个领域和方面，具有一定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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