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的独到之处，一是对《四库全书》的修纂给予了全新的评价。按过去一般的说法，都认为纂修《四库全书》是因为乾隆皇帝个人“好大喜功”，是为了烘托“康乾盛世”，是为了表现封建统治者稽古右文的伟绩，是为了稳定清王朝的统治，是为了维护文化专制。不少学者还以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删毁了一些不利清朝统治者的图书为由，否定其成就，甚至还以鲁迅所言“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为据，认为纂修《四库全书》对我国文化遗产是一场巨大灾难。而陈书通过大量的史料，从全球视野出发，认为“《四库全书》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而且也是世界瑰宝。其成书之日，便以代表东方文化的资格，取得了世界性的地位”；认为“《四库全书》是对清乾隆以前，尤其是明代以前文化的一次全面总结，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认为“《四库全书》始终以其‘典籍之总汇，文化之渊薮’的巨大魅力赢得世界的关注，始终以其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与辉煌，屹立在人类文化前进的大道上，俯瞰着人类的风云，鉴示着人类的未来，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绝唱”。

    陈书还认为，《四库全书》的纂修，固然与乾隆皇帝亲自倡导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乾隆时的学术文化进入了总结期。这种总结的大势迫切需要对国家藏书和社会藏书做一次全面的清理，编撰一部反映当时藏书盛况和总结文化学术发展的大型目录书”。也就是说，《四库全书》的产生，与其说是乾隆皇帝的个人意愿，倒不如说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这样，就把《四库全书》的产生的原因，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总之，陈书一改过去对纂修《四库全书》或贬多褒少，或毁誉参半的局面，而是给予了更公正切实的评价。

    二是对直接和间接参与《四库全书》纂修的知识分子，包括前前后后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表现及心路历程，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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