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了全新的认识和评价。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下，总是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是在政治高压下的无奈之举，也是清统治者为了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为了禁锢知识分子思想而采取的一个手段，让他们只埋头于古籍整理与考证，无暇政治活动，不再关心天下兴亡之事。总之，编纂《四库全书》是为了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对知识分子才华的压抑和摧残，是“文字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陈书却一改这些传统看法，以大量史实，证明“四库馆开，学者们非常兴奋，开馆修书为国家盛事，而能参与馆事，历来为士子无上光荣”。认为“清开馆修书为其一朝风尚，官方的导向与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特征，决定了知识分子以参与馆事为荣耀，而入馆修书亦可谓晋升的一大捷径”，认为知识分子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是发挥其才干的难得机遇，如“当时戴震入馆，轰动不小，‘天下士闻之，咸喜，以为得发抒所学矣’”。总之，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对编纂《四库全书》认为是国家盛事，评价很高，对于能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态度十分积极，认为是无上光荣之事，并非态度消极无奈。
陈书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种种思想、行为，包括他们的弱点、缺点和失误也不讳言。如一些馆臣为了讨好乾隆皇帝，故意在进呈书中留下一些明显的错漏字句，“待高宗校出指斥，以示圣明之天纵”，“倘圣明偶尔失察，错漏就从此生根”，本可避免的讹误因馆臣的讨好献媚而以讹传讹下去，造成本可避免的损失。还有一些学者“一边迎合朝廷立场，尽弃所谓鄙诞之书，一边却私自抄存满足个人喜好，开明的迂腐与困惑的固执融于一身”。还有一些学者，流连声色犬马，如袁枚、裘曰修等人，陈书则认为“学者们的纵欲，以及对纵欲的宽容或不宽容，其实亦是一种观念变革的信息，只是处于其间的学者们自己尚未清晰认识到这其实就是观念变革的前奏”。
总之，陈书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为背景和切入点，对前前后后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行给予了较全面、深入的剖析，不仅为《四库全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而且也为考察研究中国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增添了新的平台，是一个可贵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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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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