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孙中山在他所著的《孙文学说》一书中讲到了与杜威会面一事。他说：“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博士曰：‘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孙中山复述当初的谈话之意主要是以杜威的话作佐证，来证明自己所倡导的“知难行易”说的正确性。

    第二天，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也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昨晚我与前总统孙逸仙共进晚餐，席间我发现，他是个哲学家。他新近有本著作即将出版，他认为，中国的弱点在于人们长久以来受制于古训‘知易行难’。他们总是不愿采取行动……所以孙先生希望通过他的书，引导中国人形成‘知难行易’的观点。”并说：孙中山通过这本书向人们证明，行动要比认知更为容易。从此信的描述中可以发现，杜威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有着浓厚的兴趣。

    其实，杜威对孙中山的想法非常赞赏。当时，刚从日本来华的杜威对中日间的关系就有敏锐的觉察，他不久即在《东海两岸》和《中国的梦魇》二文中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尽管杜威也承认日本比中国发展得快，日本人的力量正在于他们即便在无知时也去行动，通过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知，但他心里却绝没有孙中山话里话外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羡慕。在日本讲学时，杜威就对日本军国主义倾向表露出明显的反感，以至日本天皇想授给杜威一枚勋章，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在他看来，中国决不能走日本的路子，因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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