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是学生运动最高潮的时期，杜威夫妇亲眼看到成千成百的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挽回权利。6月5日，杜威夫妇在写给女儿们的信中说：“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大约有一千左右的学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学已做了临时‘监狱’，法学院的房子已关满了人，现在又开始关进理学院的房子。”同一天晚上，他们又给女儿们报告一个最惊人的消息：“今天傍晚，我们从电话里知道，把守北京大学周围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们住的帐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里面的学生们开了一个会，决议要质问政府能不能保证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证言论自由，他们就不离开那里。因为他们是打算还要讲话的，免得再度被捕又关进来。这些学生不肯离开这个‘监狱’倒给政府很大的为难。”

    据后来杜威夫妇的解释，政府这样丢脸的屈服，是因为上海的商人为抗议成千的学生被捕而在前天罢市了。他们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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