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是一个著名的典故，说的是南朝大作家江淹（444～505）本来才华横溢，在刘宋王朝时就写出了《恨赋》、《别赋》等名篇，又写过许多政治方面的应用文；后来却写不出好作品了，而其原因据说是他做过一个怪梦，内容是一度寄存在他手里的彩笔或其他宝贝被原先的主人索回，从此才气消失，一蹶不振。

    这样的奇闻有两个版本，一种说法是两晋之际的大作家郭璞（276～324）对他说：“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江淹把藏在怀里的五色笔交出，“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钟嵘《诗品》中品江淹条）；另一种说法是时代更早的西晋大作家张协（生卒年不详）对他说：“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江淹从怀里掏出来交还，张协很不高兴，嫌他用掉太多，立刻转手赠给青年作家丘迟（465～508），对他说：“馀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从此丘迟的水平大有长进，而江淹的文章就不行了（详见《南史·江淹传》）。二说大旨一致，细节不同则出于所谓传闻异辞。

    这样古怪的故事，当代学者往往不肯相信，而江淹后期创作衰退又确是事实，于是就提出种种分析，以至形成一个热门话题。最近看到的一种意见说，早年的江淹对固有之主流诗风亦步亦趋，很受高层器重，而后来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的主流文坛风气变化了，永明年间，与江淹年资相仿的沈约（441～513）逐渐成为新的文坛盟主，在这种背景下，江淹在文坛上的处境颇为尴尬，其背后失去了倾向复古之权要的支持，但是作为沈约的同辈人，江淹并不愿“屈尊”去模拟新变诗风，何况江淹成名早在沈约之前——这样就明显落后于新的首都主流诗风，于是就显得“才尽”，风光顿失了。

    这样的观察自有其道理。一个成名较早的作家弄不好就容易固守着陈旧的规范和风格而自外于新的主潮，不免显得落伍。古今都有一批老作家是如此。江淹出道甚早，而到了南齐的永明（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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