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融之死“标志了永明时代结束之后一系列宫廷政变、武装叛乱和血腥屠杀的开端”（田晓菲《烽火与流星》，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页）。新皇帝萧昭业及其背后的萧鸾“深忌子良”，将他挤出首都，不久子良即郁郁而死。此后大权全归萧鸾，不久他废萧昭业另立昭业之弟海陵王萧昭文，稍后又废之，自立为帝（明帝）。以上的几步都是在一年（494）之内迅速完成的。首都建康的政局波谲云诡，一片血雨腥风，萧齐王朝进入最黑暗最混乱的晚期。

    萧鸾其人“性忌多虑，故亟行诛戮”（《南齐书·明帝纪》），反政变得手以后，特别是称帝以后，大开杀戒，处死大批宗室嫡系以及其他反对派。江淹一向与竟陵王萧子良关系疏远，完全没有介入永明末年的政治纠纷，他凭着官场的惯性稳坐原位，始终太平无事，甚至还有所升迁。江淹这样老成练达，与他年辈较高阅历甚广颇有关系。先前在刘宋时代他已经多次见过皇室成员间的互相残杀，他本人打过交道并为之起草过文章的藩王，大抵不得善终。亲身领教过的血的教训使得江淹在入齐以后非常小心谨慎，他与竟陵王及其周围的“八友”甚少来往，诗风有新旧之不同固然也是一个原因，而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他不想重蹈那种卷入宫廷之争的覆辙。此后江淹与实际掌握政权、大开杀戒的萧鸾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同时也注意保持适当的距离。萧鸾在位期间，江淹在首都任职的时间不长，不久即外放为宣城太守。等到几年后他从宣城回首都时，萧鸾已死，其次子萧宝卷（东昏侯）继立，此人荒唐胡闹之至，为政随心所欲，乱杀辅政大臣，天下大乱，国无宁日。富于政治经验的江淹早在永元元年（499）重入都门之时就已经预感到自己先前逐步积累起来的名声实为人生的一累，从此深自贬抑。

    抛弃或弱化名声是不少名人在天下纷乱之际抓得很紧的一件大事，佯狂，韬晦，归隐……种种花样的动因皆出于此。江淹从外地回到首都之时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业已“才尽”，应视为当明帝萧鸾新死、政局明显不稳时保护自己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政局纷纭的时候，少不了要有大批的文字工作要做，而这是很可怕的——于是他自称“才尽”，痛毁名声，言外之意是说，本人现在已经完全不适合做起草重要文书一类的事情了；宣布这样一个怪梦也可以相当风雅地解释自己近若干年来诗写得不大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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