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言诗的发展，在世界文化史上可能也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试想，在英国，或者英语国家，还有人用《贝奥武甫》的古英语写诗吗？或者用乔叟《坎特伯雷故事》的中古英语写诗吗？大概没有。法国今天还有人用《罗兰之歌》的中世纪法语写诗吗？当代意大利人有用拉丁文写诗的吗？大概没有。其他国家的当代诗人有没有用他们国家的古代语言写诗的？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只是，从未听说过。

　　由此看来，汉语中的文言文，即古汉语，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它偏枯而又偏荣，至今没有死亡。这一现象，值得我国的语言学家、文学家、诗歌理论家、文化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们认真研究，仔细探索；也值得外国的汉学家们认真研究，仔细探索。

　　研究什么？研究一种语言文字，已有几千年历史，已经死亡，又没有死亡，还有一线生机，不绝如缕，但只存活于诗歌中，与它自己的后裔即新生的白话文，并存于世。这种语言的内核里蕴藏着一些什么因子？这些因子何以能穿透死亡的铁窗，附着在诗歌的躯体里，继续着绿色的生命历程？为什么在汉语今天的语境里，只有诗歌能包容它而散文和其他文学体裁不能？诗歌里有着怎样一种肌质能与古汉语相契合？这种肌质为什么散文和其他文学体裁不具备？

　　我想到，文言诗的创作与欣赏，跟吟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不是文言诗生命之火不熄的原因之一？古诗的创作，往往通过“吟”：屈原“行吟泽畔”，陶渊明“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李白“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杜甫“新诗改罢自长吟”，陆游“未废一长吟”，龚自珍“吟鞭东指即天涯”……五四以来现代人写文言诗也往往如此，如鲁迅“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我受教于家母，学会了“常州吟诵”。家母则受教于她的伯父、我的大舅公屠寄，他是诗人兼历史学家。常州吟诵可溯源于战国时代的“吴吟”，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全国各地有多种以方言为基础的吟诵，其调各有不同的特色，又有共同的风格，可以统称之为“中华吟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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