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根据对唐代科举选官制度和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情况的考察，本文提出：唐代的科举制度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往古的读书士子人群，也造就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在科举制度下形成的唐代士风——科举士子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等,是中国散文体短篇小说在以往叙事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得以成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精神内容和美学风貌。
【关键词】 唐代；科举；士风；文言小说
从隋王朝开科取士，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布上谕停罢科举止，“科举选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1300年。“科举制度”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其在“制度”层面上制定了社会成员上、下层之间及“知识精英层”内部流动的“规则”，又使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层”始终处于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负起整合社会关系体系和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成为保证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活动正常运行的一种调节机制。16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始，就注意到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从1615年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us Trigault,1577-1628)根据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日记等材料编纂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出版开始①，到19世纪中叶，欧洲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书籍达100多种。19世纪西方各国纷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当然首先是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但与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肯定不无关系。
由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优于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机会均等”，契合了西方近世以来所提倡的“平等”原则，所以一些欧洲的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曾对这一“中国的文官制度”表示赞扬。但科举制度对中国历史的作用实际上是双重的：既是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一种保证，也是中国逐步走向衰弱的根源之一；既有利于古代政治的清明，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体制性腐败”；既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也使教育走向僵化；既选拔了大量才智之士，也虚耗了无数古代学子的光阴，从而从整体上削弱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创造力。特别是科举制实行的后期，愈来愈成为科学文化进步的障碍和人性解放的桎梏，在中国尚未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文官考试制度”以前，就不得不仓猝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
作为一种“制度文化”，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以往我们在审视中国历史文化时较多注意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却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科举制度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所起重要作用的研究。假若我们尝试一下从制度文化的角度来关照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包括文学现象，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10多年前，我在编校《全唐五代小说》时，就感觉到了从科举制度的角度来研究唐代文言小说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恐怕绝不仅仅是人们所常提到的“举子以小说行卷”之类的简单关系。
公元7世纪出现并在8世纪末达到相当繁荣的唐代文言短篇小说，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体小说的成熟。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出现的、符合散文体小说艺术格范的短篇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散文体小说的成熟与西方散文体小说的成熟，道路是不同的。西方学者在追述小说的形成沿革时，无不把古希腊史诗(epic)——以神话传说、部落战争为内容的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认作小说的始源。这种说法也许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的“寻根”。“蛮族”的入侵，“督教文化”对“希腊罗马文化”的覆盖，使西方近代小说与古希腊史诗之间的联系实际很模糊。能够确证是西方小说直接渊源的，实际是12世纪以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romance（“罗曼斯”）——一种叙述骑士荒诞不经的冒险生涯和古怪迷人爱情的长篇叙事诗(或称为骑士叙事诗、骑士传奇)。在此之前，则有欧洲各民族的“英雄传奇”（或称为“民族史诗”）②。当romance逐渐向韵散相间转化，散文体小说才初见端倪。后来欧洲不少语言（如法语和德语）的“长篇小说”一词在语源上可以追溯到romance，正是语言对这一文学演进事实的记录。
与西方不同，中国由于没有规制宏大的“神话——史诗”传统，叙事诗远远落后于抒情诗的发达，因此，书面语言叙事的经验只能主要在古代的史书及其衍流——杂史、杂传、志怪和志人短札中分散地积累，词赋等“美文学”在叙事经验方面的积累显得十分有限。这些积累叙事艺术经验的载体篇幅都不大，因此绝非偶然地使中国叙事文学之最高形式的散文体小说只能由短篇小说跨出第一步。于是，史书以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源，但同时也造成了“小说”对史书的依恋，使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批评，长期与史书和史传文体纠缠不清。中国的史书，特别是《史记》中的纪传篇目，为中国叙事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提供了最基本的叙事模式。而史传的衍流，如杂史、杂传、志怪书等，汉魏六朝以来积累逐渐丰厚——它们由正统的史书派生而成，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史传传统的束缚，所以发展出一种溢出史书的叙事态度和叙事风格，特别是在叙事内容上不断摆脱史书尽可能忠实于史事的要求，记以怪异之事和不同程度的虚构，表现出来“小说化”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汉魏六朝以来大量的杂史、杂传、志怪书，也可以说是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直接渊源。
大体而言，不管希腊史诗、欧洲各民族的“英雄传奇”和骑士叙事诗是否实际上一脉相传，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出现的散文体小说确实是由长篇叙事诗孕育的，这其中尽管有从韵文到散文的转化，但总的说来仍然是文学内部发展的结果。而从史传、杂史、杂传、志怪书，再到小说，中国古代散文体小说需要完成一个从历史到文学的转变。在中国古代，这一转变的时间是漫长的。而要完成这一转变，使中国古代散文体小说蜕尽史传的茧壳，必须等待历史提供的“必要条件”，有了这个必要的条件，散文体小说才会真正成熟并成批地产生。正是唐代社会的制度与文化，为中国古代散文体短篇小说的大量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一个最显明的事实是唐代实行的科举选官制度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且不同于往古的新型读书士子人群,并因此造就了新的时代风习、思想精神，从而无意中造就了“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群体。使散文体小说从创作到接受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二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从两汉的辟除征召，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的都是察举制。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但隋代时间不长，因此科举制作为完备的选官制度，是在唐朝确立的。唐代设科取士，途径有生徒、乡贡、制举三种，科目则很繁多。高宗时，本为临时举行的“制举”成为“常科”，与“常选”中的“进士”、“明经”成为唐代读书士子跻身仕宦，特别是取得高位的主要途径，对当时的社会影响也最大。［1］(P23~40)三科中，制举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是进士、明经考试的延续，或仕途的转扬站，名宦多有明经、进士中试后又举制科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进士、明经更被视为科考的必由之路。当时即使中了制举，但不由进士、明经出身，甚至会遭到人的讥讽。在“常举”各科中，明经虽往往与进士并称，但因所考内容比较容易，且录取的人数较多，特别是高宗、武后时，进士科受到特别推崇，明经就很难与进士争衡了。明经出身的人要想取得高位，只能再通过制举。因此在中唐以后的记载中，明经往往大逊于进士。有唐一代科举，以进士科最负盛名，也可以说是当时全部科举的重心，故欧阳脩修《新唐书》时说：“众科之目，进士犹为贵。其得人亦最盛焉。”（卷四四《选举志》）。
当然，唐人入仕当官的途径，并不全在科举。据《旧唐书·职官志》，除科考外，尚有“流外入流”和“门资入仕”等。以其他途径入仕者在数量上甚至远远大于科举。但所谓“流外入流”，当时被称为“杂色”，在官场受到轻视，很少有人能做到中高级官员；以门荫入仕，所授官最初往往高于科举中式者，但因被看作是袭父祖馀绪，反倒因各种原因很难一路升迁——这种情况在中唐以后尤其明显。因此，对唐代的读书人来说，要争取高官令名，科举，特别是中进士，是最重要的途径。这种情况从高宗、武后时开始，越来越明显。至德宗贞元时，进士大量进入高级官员的行列，宪宗以后，进士开始在宰相和高级官僚中占据绝对优势，以至以其他途径入仕者，“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由是而稍进，万不有一得焉”（《韩昌黎集》卷四《上宰相书》）。到了唐末，90%的宰相已都是进士出身了。
唐代把登进士第喻为“登龙门”，称一个读书人一旦登科后，“十数年间”，就能“拟迹庙堂”，“台阁清选，莫不由兹”。这无疑激发了许多读书人的梦想。同时科举制在当时，对社会各阶层来说，具有很大的开放性。汉魏以来的察选制，其对象不外世家贵族，以至形成“上品无寒族、下品无高门”的现象。在唐代，则读书人几乎不分门第高下，不问世族寒门，都可以按照一定条件参加科举。也就是说，科考在一定程度上为几乎全社会的读书人提供了竞争机会，似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美梦成真。实际情况当然不可能如想象的那样美好。每年千馀名举子集于长安，所谓“麻衣如雪，满于九衢”（牛希济《荐士论》），但考取进士者不过二、三十人，绝大多数人只有承受落第的痛苦③。故唐代诗文、笔记、小说中多有反映落第举子悲惨命运的。
不过，唐代确实有不少出身寒门的读书人通过科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故五代王定保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缨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唐摭言》卷九）唐代实行的科举取士制度，特别是高宗、武后以后的进士考试，使不少出身较低的读书人得以改变自己的地位，进入统治阶层，也使不少世族高门门庭衰落，从而造成社会各阶层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统治集团内部新的结构格局。与此相联系的是，科举考试制度，作为新的价值取向，刺激了唐代社会各阶层读书作文的热情，不仅较之往古读书人大大增加，而且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以科举为轴心的新型读书士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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