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才人，于经义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可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有其事，谓之传奇。元稹、白居易犹或为之，而况他乎？（《道园学古录》卷三八）

这里的“行卷”之语沿赵彦卫之旧说，自可不论。但所言读书士子轻经义而好为文辞是小说创作的兴起的背景、原因，则大体得当。而重文尚辞表现在唐代文言小说的创作上，就是杰出的唐代文言小说几乎都使用相对藻丽的“文学语言”，或者说优秀的唐代文言小说皆为“美文”。
    虽然唐代文言小说的内容不少可称为“传奇”、“志怪”，主要以散文叙事为重，但很多作品确实十分讲求文辞。其中最甚者，是小说中大量使用骈俪华艳之辞。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记云：“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尹洙站在韩、柳以来的古文家立场来批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为其“用对语说时景”，类似裴铏的小说集《传奇》中作品手法，说明宋人已经注意到裴鉶《传奇》之写景有骈俪的特点。其实，《传奇》不光以偶句写景，如《元柳二公》（《全唐五代小说》卷六三）写海上风光，甚至还用骈语写人物及人物的行为言语，突出的例子有《封陟传》（《全唐五代小说》卷六三）。这种骈俪化的语言，在与裴铏同时代的文言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如袁郊《甘泽谣》中的《红线》（《全唐五代小说》卷六二）。事实上，以骈俪的句式，铺采摛文，非晚唐小说专有。中唐时张荐《灵怪集》中的《郭翰》（《全唐五代小说》卷二○）及李朝威《洞庭灵姻传》（《全唐五代小说》卷二一）等，都间或使用一些排偶之句。至于往上推到武后时张文成的《游仙窟》，则完全采用的是骈散相间而以俪语为主的叙事语言，以至于出现排比故事、堆砌典实的毛病。
    不少唐代文人短篇小说中出现的这种骈俪文词，说明了中国古代带有叙事成分的赋体文学作品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在唐以前中国叙事艺术积累的过程中，赋是“纯文学”中叙事成分最强的一种文体。从宋玉的《高唐赋》到曹植的《洛神赋》，都有不同程度的“小说化”倾向。民间的俗赋亦有叙事的传统，如近年在江苏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以拟人手法讲叙了一个完整的禽鸟故事，证明敦煌藏卷中的民间“故事赋”如《燕子赋》等由来有自。［5］(P1)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当时因科考而形成的风气。唐代进士试的第一场试杂文即要考命题赋⑨，策文与制举应试也需使用骈体。进士登第后释褐试所谓“身、言、书、判”的考试，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样是以骈文撰写的“判词”。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科考中，张文成18岁就考中了进士，以后多次应制举，皆入甲科，骈文做得好，应是重要的原因。他的《龙筋凤髓判》甚至作为科考的教科书广为流传。白居易和元稹为了应付考试，作了大量的骈体判文，正是当时许多科举士子共同的经历。应付科考需要掌握骈体，流行的应用文体也是骈文，因此对科举士子来说，骈俪之辞实际上正是这批科举士子最为得心应手的语言工具，其施用于小说，自然是不足为怪了。
    当然，唐代文言小说并非全部重骈丽，还有很多作品援诗入小说，或者在小说描写中突出诗意；也有不少小说，如被称为名篇的《任氏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采用的则是史传的记实、白描手法，但并非如大多数史传文字质木无文，而是注意调动各种文学描写的手段。故大体而言，唐代文言小说中的名篇，或取史传传神之笔，文字明练而略施藻丽；或文中插入诗词和借助诗词描写的方法，表现出深邃的意境和盎然的诗意；或取骈丽之词，表现出繁縟华艳的风格。总体追求的不外沈既济在《任氏传》中所说的“著文章之美”，而这正是当时科举士子普遍重文尚辞的表现⑩。
唐代科举士子“重文尚辞”的风气，对“小说”脱离史传及其衍流杂史、杂传和志怪的束缚而走向文体的自觉是极其重要的。或者说，正因为唐代科举士子把重文尚辞的作风带入了人物传记以及杂史、杂传、志怪等记叙文的写作，才使中国古代的散文体小说得以冲决史传及其衍流杂史、杂传和志怪的茧壳展翅腾飞——而这对唐人来说，甚至很可能是不自觉的。

五

    要而言之，唐代实行的科举选官制度不仅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往古的读书士子人群，也造就了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群体；而在“科举制度”下形成的唐代士风——科举士子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等，则不仅是中国散文体短篇小说在以往叙事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得以成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文人短篇小说的精神内容和美学风貌。因此有关科举与唐代文言小说的研究实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课题。
近年来，我指导的研究生有好几位选择唐代小说作博士学位论文，已经完成的除本篇外还有《道教与唐五代文言小说》、《诗与唐五代文言小说》、《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俞钢在平时的学习讨论中就对“科举制度与唐代文言小说”的论题特别感兴趣，并最终选择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我个人认为，不论在材料和观点上，俞钢的这篇论文都很有新意。它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课题成果”，而且在思想方法上对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制度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一定程度上的示范意义。现在论文得到出版的机会，我自然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有关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也能因此得到更多学界同仁的指正。
(本文为俞钢《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之序)

      注释：

①《基督教远征中国记》，中译本名《利玛窦中国札记》，署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 中华书局1983年版。其第一卷第五章介绍了当时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全过程。
②如8世纪英国的《贝奥武甫》，9世纪日尔曼的《希尔德布兰特之歌》，12世纪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之类。
③唐代实行进士试的275年间，平均每年取进士20余人，最多的一年是高宗咸亨四年(673)79人，中唐以后每年录取在30人左右。
④唐代实行科举制，扩大了出身于高门大族以外的其他阶层读书士子的进取之路，相对限制了高门大族在权力竞争中的优势。可是一些高门大族，依然能通过政治、经济等各种关系，插手科场，把持选拔，力求使自己的子弟通过进士试，在中央和地方上取得要职。但即使是出身于魏晋六朝以来世族豪门的读书人科考中式，这些人也已经经过科举的“洗礼”，身不由己地融入了“科举士子”的行列。
⑤法国艺术史家兼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在《艺术哲学》中曾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中译本9页、34页，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全集》第九卷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赵彦卫原话是：“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愈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云麓漫钞》卷八）。
⑦钱易《南部新书》甲卷：“李景让典贡举，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榜出曰：‘学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 疑李复言所作《纂异》，即所传《续玄怪录》，参见《全唐五代小说》卷四○李复言小传。
⑧徐松《登科记考》卷一“永隆二年”条：“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间。”
⑨唐代进士试的赋题很宽泛，大多数以主考官己意为之，很随意。有出于经史的，如《籍田赋》(开元元年)、《性习相远近赋》(贞元十六年)、《尧仁如天赋》(大中三年)。也有不少题目文学意味很强，如《北斗城赋》(开元七年)、《珠还合浦赋》(贞元七年)、《明水赋》(贞元八年)、《西掖瑞柳赋》(贞元十三年)、《东郊朝日赋》(大历八年)、《通天台赋》(大历十一年)等。
⑩郑振铎曾经认为唐代的“传奇文运动”是“古文运动的一个别支”（《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十九章）陈寅恪也认为：“（唐传奇）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体制也。”（《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后世因成定说，甚至流行“古文运动”哺育了唐人小说的说法。这一说法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距离。这不仅在于不少唐代“传奇文”有骈俪色彩，也不仅在于标志着唐人小说进入成熟和繁盛阶段的《任氏传》、《枕中记》等实际产生于“古文运动”以前，主要是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文风，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同于“古文”的，且许多名篇风格各异，与韩、柳倡导的古文风格相去甚远。

参考文献：

［1］傅璇琮. 唐代科举与文学［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2］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姝尾达彦. 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 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M］. 宋金文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李时人. 新罗崔致远生平著述及其汉文小说《双女坟记》的创作流传［C］. (中华书局)文史，第57辑.
［5］裘锡圭. 尹湾汉墓简牍综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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