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唐代科举制所形成的科举士子人群，是一个迥异于前代的知识人群。他们不同于以往主要出身于世族家庭的经生儒士——这类经生儒士是以汉魏六朝以来的世族政治、世族经济、世族文化为基础的。科举士子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世族政治、世族经济、世族文化的对立面和破坏者。武后专政以后，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世族门阀的力量逐渐削弱。科举制度，特别是进士考试的被强调，进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从而严重破坏了原有的政治权力格局，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当因科举制度而形成的科举士子人群冲破魏晋以来世族门阀的坚壁，通过科举取得了政治、经济利益以后，必然会在社会精神领域来表现自己。唐代文学的兴盛与演进，应该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我在编校《全唐五代小说》的时候，特别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中，科举中式和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尤以进士及第和参加过进士考试的人比例最高。另外，还有一些人，或由方镇幕府入仕，或因荐举得官，或亦有过科举的经历。再考虑到唐人小说不少作者生平无考，不能排除其中也会有科举士子。如是，则唐代文言小说的作者的中坚力量，应该就是这批科举士子。
    唐代实行的科举选官制度，不仅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往古的读书士子人群，同时也造成了新的士风——科举士子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等,而这正是中国散文体短篇小说在以往叙事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得以成熟的“精神气候”，或者说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得以成熟的历史“必要条件”。
    首先从唐代科举士子的狎妓行为说起。前人所谓唐人“好文尚狎”，无非说的是一种读书士子的风习。这种时代风习不仅是当时科举士子的一种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社会关系的反映。所以陈寅恪说：“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娼妓文学有密切关系。”［2］(P90)行为放浪，不为礼法所羁，实为唐代科举士子有别于汉晋以来世族文化背景下经生儒士的重要标志。
    唐代娼妓业十分发达。娼妓的繁荣，本是古代都市经济繁荣的一个标志，但对唐代科举士子来说，狎妓冶游已经不单是个人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成为与科考联系在一起的科举士子的一种“风习”。唐代进士放榜后有许多次宴集，其中尤以曲江宴最为著名。这类宴集无不邀请妓女参加，其相聚追欢的场景，萦绕进士的一生，使之永难忘怀，唐人诗歌与笔记多有记载。特别是挟妓宴游已经形成唐代进士登第后固定的活动，成为新进士体现自身价值和显示荣耀的一种形式，也对科举士子生活方式起到某种示范作用。而科举士子对这类放浪不羁活动的张扬，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他们在精神上对“礼法旧门”的挑战。唐代文言小说中描写科举士子冶游生活和婚外恋的名篇《游仙窟》、《李章武传》、《非烟传》(《全唐五代小说》卷六、卷二四、卷七○)等，所表现出来的对名门望族礼法的不以为意，也是这样一种精神活动自觉不自觉的体现。这种美学的新内容正是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化，表现了一种创作主体的精神蠢动。
    唐代文言小说大量描写科举士子与妓女性爱关系或感情纠葛作品的出现，无疑与作者冶游生活的经历有关。其中不少小说都能在逶迤曲折的情节中，铺陈出生活的细节，把握住情感的微妙，将男女主角的行为心理刻画得真切自然，正是这种现实生活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创作的基础。其中的名篇如《任氏传》、《李娃传》、《霍小玉传》(《全唐五代小说》卷一九、卷二三、卷二六)等都直接以长安妓女为主角，其现实基础无疑是作者所熟悉的长安狎妓生活。作者对长安环境的描写甚至可为我们今天研究当时长安城市的布局和街巷分布提供根据。［3］(P509)
    其次，谈一下唐代科举士子的交游活动和征奇记异的普遍爱好。因为科考，各地举子得以聚会长安。于是或以兴趣爱好，或以家庭门第，或以籍里乡亲，或三三两两，或四五成群，宿游与共，形成非常亲密的交往关系。而为了科考的目的，举子们又会广为交游，特别是要设法交通名公贵人，以求举荐。进士放榜后，还须共同参加一系列仪礼活动，拜谢座主和参谒宰相，之后又有宴集。同年进士则交游机会更多，有时就会形成以座主相区别的文人小团体。
唐代的科举士子因为科考不得不远离家乡，长途跋涉，不少举子为了增加令誉取得地方长官的推荐或为了取得经济上的资助，还免不了要奔波于各地，这其实是科举士子诗文中常常美言为“壮游”、“浪游”的底里。即使科举中式，或在朝，或外放，也免不了要异地为官，此即所谓“游宦”。至于升迁贬谪，奔走颠簸，更是我家生活。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中，科举士子获得了广泛交游的机会，而诗酒倡和和宴集聚谈在相当意义上就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贞元末元和初，唐代文言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就与元稹、白居易、白行简、陈鸿、李绅等后来文名籍籍的科举士子的交游和诗文唱和活动有很大的关系。元稹作了小说《莺莺传》 (《全唐五代小说》卷二四)，白行简作了小说《李娃传》 (《全唐五代小说》卷二三)，陈鸿作小说《长恨歌传》(《全唐五代小说》卷二四)，相应地，李绅、元稹、白居易则分别作了长歌《莺莺歌》、《李娃行》、《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末有一段文字记其小说创作始末：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唐时士子交游进而形成的诗文唱和风气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唐代不少文言小说都提到其创作经历了“昼讌夜话，各征其异说”到“握管濡翰，疏而存之”的过程。证明唐代士子宴聚交游，除诗酒唱和，还有“征奇话异”的内容，这种“昼讌夜话”显然与汉代“清谈”主要是议论朝政、魏晋六朝“剧谈”之品评人物、畅谈玄理不同，往往造成了大量奇异故事的产生、流传、扩散，有些则被写成小说。在唐代文言小说中，同一内容的题材常常被许多位小说作者竞相述写，可为明证。
    鲁迅曾轻信了南宋赵彦卫的一段话，在谈及唐人小说时说：“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行卷。”⑥后来论者多沿之以为以小说“行卷”是唐人小说兴起之原因之一，这可能与实际情况是有些距离的。根据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唐代举子行卷一般不用小说，笔记中仅有的一次以小说行卷的记载恰恰是一个反证⑦。而赵彦卫说牛僧孺《玄怪录》、裴铏《传奇》都是为行卷之作，更是揣想之词。牛僧儒《玄怪录》中的多数篇章标明的时间都在其通籍以后；裴铏《传奇》则很可能作于其在西川节度使高骈幕府任职时。材料证明，唐代幕府也常常是读书士子比较集中的地方，幕友之间，甚至座主与幕僚之间也会有因“征奇话异”而导致小说的创作。流寓中国的新罗人崔致远的小说《双女坟记》作于其入淮南节度使幕府时［4］，座主恰巧也是高骈，当时高骈幕中的从事还有作《阙史》的高彦休。对这种情况描写得最具体的是沈亚之的《异梦录》：

    元和十年，亚之以记事从陇西公军泾州，而长安中贤士皆来客之。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期，宴于东池便馆。既坐，陇西公曰：“余少从邢凤游，得记其异，请语之。”客曰：“愿备听。”陇西公曰：“凤，帅家子……”是日，监军使与宾客郡佐，及宴客陇西独孤铉、范阳卢简辞、常山张又新、武功萧涤，皆叹息曰：“可记。”故亚之退而著录。明日客有后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兆韦谅，晋昌唐炎、广汉李瑀、吴兴姚合，洎亚之复集于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于是姚合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梦游吴……”（《全唐五代小说》卷二五）

这里不仅记述了《异梦录》小说创作的过程，还提到了读者以及读者介入创作。中外文学史已经证明，读者对小说的发展十分重要。在以科举士子为代表的这种文人群体的“征奇记异”活动中既产生了作者，也产生了读者，应该说这正是唐代文言短篇小说兴起的契机。种种事实证明，唐代文言短篇小说不光作者主要是科举士子，读者也主要是当时的这类科举士人。这对唐人小说的兴盛与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是当时的文人，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称为“文人小说”——从小说的精神内容似乎也可以这样说。

四

    在唐代，科举登第成为对读书人价值最重要的社会认同形式。科举考试，特别是进士考试因之成为对科举士子读书作文的导向，并因而对当时的风气产生影响。首先，唐代的进士考试提高了文学的地位，导致了整个社会普遍重视文学的倾向，科举士子更以研习诗赋文章为要务。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成为读书人最主要的学业，大量的读书士子将毕生精力用于法古崇圣，以致皓首一经，陷于儒家经典而不能自拔，文学则被视为弄臣之事。经汉末战乱，经典权威有所动摇，进入建安时代，士人尚通脱，出现了不少非功利而重在抒写情怀的文学作品，重情感、重个性，同时也重辞采的华美，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文学的自觉。建安以降，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战争频仍、政权更迭。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由于文化环境较为宽松，思想活跃，精神空间开放，文学却得到很大的发展。两晋六朝时期，中国特有的美文学骈体文普遍流行，古代最有代表性的诗歌体式格律诗也逐渐成形，各种诗歌表现手段和技巧纷纷出现，作为文言小说先导的杂史、杂传、志怪书等叙事作品也大量出现，从而为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不过，当我们给魏晋六朝文学以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从建安到六朝，尽管不少上层统治者喜欢文学，但在整个精神文化领域，文学的地位并不高，与政教游离的文学风气还是不断遭到一些人的否定。其实，即使在魏晋六朝，经、史仍是读书士子的主要功课，特别是许多世族高门世代传习经学，并以之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占据强势，载籍俱在，不繁举例。
    唐代明经与进士考试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明经”以记诵经典注疏为事，而“进士”则讲求文辞。唐初，进士科只是试策一场，且考的是时务策。到高宗永隆二年(681)，改为试帖经、杂文、策文三场，遂成定制。不过即使唐初进士试考时务策，主要也是考究文辞。傅璇琮在谈到唐初进士试时，曾例举贞观元年(627)上官仪登第的两道策问答卷（《文苑英华》卷四九九、五○二，前者是关于评审案件的，后者是关于选拔人才的），以为充其量不过是两篇“精致工丽的骈文”，甚至称其为“策赋”。［2］(P166~168)永隆中加试帖经与杂文，表面上是增加了考试儒家经典的内容，但实际上是加大了文艺的比例。因为所谓“帖经”只要背诵经传及其注释即可以应付，而第二场试杂文，则考试文章、诗赋(开始时杂文尚包括箴、铭、论、表之类，玄宗天宝时开始规定用诗赋)⑧，显然成为重点。最后试时务策，按惯例，也主要考的是文辞。进士三场考试，历来每场定去留。中唐以后，三场顺序又有所改变，成为第一场杂文(诗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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