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这样来源暧昧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佛寺乃至佛教的发展。如果在远不同于小说的现实世界中，仍然要求寺院处于深山老林、居于社会边缘，无缘于世事、无视于社会，最终的结果，可能只能是“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了。

　　抛开寺院生存的现实选择，抛开政府、地方与僧团的种种利益博弈，我们对佛寺、佛教的认同，难道不也需要与时俱进的更新吗？而小到一个寺院、大到整个教界，难道不也需要获取更为积极的公众形象和社会认同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林寺的选择，未尝不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佛寺、佛教生存发展的一种“策略”。

　　经过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的断裂，经过上百年来各种信仰、思潮的激荡和变迁，经过近30多年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深度冲击，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国化的宗教信仰，佛教的发展、佛法的弘扬，确实需要探索一条适应时代变迁的进路。进行这样探索的，不仅有少林寺。比如，台湾圣严法师创建的农禅寺，有禅训班、禅坐会等面向大众的弘法活动；辽宁海城大悲寺，僧人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开始行脚，行脚途中托钵乞食，没有功德箱，每月两场佛事，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些，都应该说是当世佛教的多元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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