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说,鲁迅死后,直到今天,中国的文艺界、文艺人,再也没有,也不可能遇到一位像鲁迅那样清醒的旁观者、热情的介入者、精彩的议论者,并且居然是自己掏钱、四处吆喝的赞助者。就我所知,一个文人和一群画家的关系,和一段艺术史的关系,如鲁迅和木刻家那样的交谊,那样的美谈,此前的中国,没有过,此后,也没有了。我们知道,十九世纪的法国,波德莱尔和马奈、左拉与塞尚及印象派画家,有过珍贵的关系;十九世纪的俄国,别林斯基、斯塔索夫,和文学家艺术家也有过珍贵的关系,托尔斯泰与列宾的关系,更是形同父兄;二十世纪上半,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的关系,和萨特的关系,和阿拉贡的关系,杜尚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同仁的关系,也都是美谈。二战以后,资本主义文化市场逐渐冲淡了这种关系,而冷战之时的苏联和中国,则因为傲慢的权力网络,销毁了艺术家之间真挚美好的关系;到现在,则是集体性的机会主义,犬儒主义,彼此嫉妒,彼此冷漠,彼此装,顶多,是彼此客客气气。
这时候,民国年间鲁迅和一群小家伙的关系,就成了新中国新艺术的传奇。鲁迅太喜欢绘画了,他要是活转来,以他的热心肠,怎么跟大家来往呢?以他那点学历——我猜他连一份结业证书都没有——他来给艺术研究院看门的资格都没有,怎能结交我们这些文艺教授、文艺学者,或者带着博士头衔的艺术家?我猜,在今日的中国,鲁迅只能走开去,和艺术没有关系。
《南方周末》2011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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