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的揣度，鲁迅推崇木刻，除了品味、偏爱，除了前卫的激情，还有更深的、他未曾说出的理由，这理由，基于他对中国的深刻的观察：如同他对欧美议会式的宪政文化能否移植中国，自始抱有怀疑，他对西洋绘画，包括那些形制庞大的欧美文艺能否契合中国，也向来怀疑。但他并未公开地、武断地表达这怀疑，在他某些偏于乐观的、五四式的政治想象中，苏联曾经是他的参照与希望——没有人在鲁迅的年代超越这种希望，包括早期的胡适——可是在这些近于轻率的想象中，请注意，不包括鲁迅对未来中国的文艺想象。
李桦：《怒潮组画：起来》（局部） （李桦/图）
出于非凡的文化自觉，鲁迅既不相信中国古代经典还能作为新时代文艺的资源，也从未以世界主义、以他一贯健康明朗的西化立场，乐观预言西洋艺术在中国的前景。我注意到，即便鲁迅的怀疑主义遍及不同的领域和问题，但他对文艺，对文艺的西化，十分审慎。他不忌讳政治判断，并曾经犯错，但在文艺问题上，他仅仅轻快地嘲讽，却不使自己的判断离谱而失据。他太懂艺术了，他不愿自己犯错——除了文艺的大众性，我们没有机会听到鲁迅做出文艺方向的大叙述。我猜，不是因为他忙，不是因为他瞩目于更大的是非，而是，我以为，正是在他熟稔的、最能把握的文艺中，他深知什么是不可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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