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担心儒家无宗教组织，不能应对其他宗教的挑战，我认为这是对儒家现代意义缺乏自信的表现。必须认识到，儒家能否应对其他宗教的挑战，主要看它在安排人间秩序、安顿人们心灵等方面的功能能不能被激活。这不是一个儒教组织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今天的儒家自身在进德修业方面做到什么地步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儒家传统在安排人间秩序、安顿人们心灵、重铸现代文明等方面的现代价值缺乏自信，那么也不要寄希望于建立一组织来解决问题。试问，自身的心灵都没安顿好，又如何去安顿别人？再说，我们已经有诸如书院、协会之类的大量儒学组织，大家不还是对他们不满意吗？设想明天把“儒学协会”改成“儒教协会”，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改变了呢？万一还是和现在一样，一些我们不满意的人或不满意的管理方式在起作用，那时我们怎么办呢？因此，今天儒家衰落的真正原因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不从内在的角度思考解决之道，指望通过建立儒教组织来解决，恐怕是治标不治本。

　　再说，儒家“身份模糊化”的特征，完全是由它自身特征内在地决定的，这是它的劣势也是它的优势。取消了这一点，儒家就不成其为儒家。建立儒教，有了严密的儒教组织（像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儒家信徒的身份就必须有明确标准，而这可能导致儒家的变质。因为，儒家不像基督教那样，加入与不加入、信还是不信，对信仰之路有着根本的决定作用；也不像佛教或道教那样，一个皈依的承诺代表了信仰道路上十分重要的起点。对于儒家来说，“道不远人”（《中庸》）、“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因此，是否承诺自己皈依于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悟道。入道只有程度之别，而无完成之时。“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每个人都在“道”中，又随时偏到“道”外。儒家强调自己与世俗社会全面相融，任何一种从身份上把自己与世俗世界分隔开来的做法都不利于此。尽管别的宗教信徒可能也有类似的“随时偏离、永无止境”特点，但由于它们的出世性，决定了明确身份对修道过程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对儒家来说，即使是自觉的修道者，承认自己的身份有时也不必要。因为，如果说一个人是“儒”，他在多大程度上是，又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他总是能严格按照儒家的标准做人行事吗？如果答案为否，说他是儒又是什么意思？严格说来，在儒家传统看来，从小人到君子再到圣人，这个阶梯更多地代表人生境界的提升，而非任何特定的修道者的身份。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儒还是非儒，都无严格确定的标准，不能客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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