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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初孔教是否宗教之争

时间:2009-8-8 16:36:40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孔教是否宗教,是聚讼多年、迄未定论之问题。1913-1917年,该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曾成为争论之热点,各界要员卷入其中者甚多。该讨论正值社会嬗变、文化转型时期,无论对当时的舆论、政局,抑或对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潮,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发生在20世纪初年的这场争论虽已成为历史,但给我们留下了文化建设的历史借鉴,其蕴含的历史意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

【摘 要 题】思想·文化

【关 键 词】孔教/宗教/民初/思潮

【正 文】
孔教是否宗教,是聚讼多年、迄未定论之问题。该问题在20世纪初的思想文化领域里曾成为争论之热点,各界要员卷入其中者甚多。该讨论正值社会嬗变、文化转型时期,无论对当时的舆论、政局,抑或对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潮,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清末民初康有为等人试图创孔教的实践,近年来有不少专著和论文进行了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迄今未有专题研究充分展示论战的全貌,以至对该问题缺乏全面研究。鉴此,笔者试图全面梳理参与论战的双方、言论及论战之结果,将其置于近代思想史的背景下,充分吸收既有的研究成果,揭示隐藏在辩论背后的实质问题——何以该讨论发生在民初?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一

1913年8月15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孔教会陈焕章、梁启超等,上书国会请于宪法明定孔教为国教,因争论双方均将孔教是否宗教作为孔教能否定为国教的前提,孔教是否宗教也因之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自孔教会上书国会始,到第二次国教请愿失败终,有关孔教的争论始终存在于民初思想文化领域,并成为当时主要的思潮之一。

为了有助于认识这场辩论,笔者将双方之言论陈述如下。若以赞成、反对孔教为尺度,可将民初思想文化阵营略分为二,前一阵营大致以孔教会成员为主:
第一,康有为、陈焕章等孔教会主要领导人,建构了兼具人道与神道,且优于基督教的孔教理论。

早在清末,康有为就“致力于将儒学转化为宗教”,随着其学术思想的发展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康氏着手“将儒学从道德哲学转化为宗教”(注: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89页。),以挽救“国亡教危”的局面。1912年,康氏授命陈焕章创办孔教会,并亲自撰写孔教会序,宣称“中国数千年来奉为国教者,孔子也”,孔教是“人道”教,所谓“太古草昧尚鬼,则神教为尊,近世文明重人,则人道为重,故人道之教,实从神道而更进焉。要无论神道人道,而其为教则一也”(注:康有为:《孔教会序一》、《孔教会序二》,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32-739、733-736页。)。

作为孔教会的直接领导人,陈焕章秉承其师的孔教主张,撰写了孔教会的纲领性文件《孔教论》。(注:陈焕章:《孔教论》,《民国丛书》第四编·2·哲学·宗教类,上海书店,1989年。)在《孔教论》中,陈氏首先指出孔教之精髓是《书经》所谓五伦,《礼记》所谓七教。然“《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是故有神道设教。可见,“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而尤偏重人道”,故“孔教平易近人,而切实可行”。且“野蛮时代之教主,每假托于鬼神”;“文明世界之教主,每趋重伦理,此亦天演之道也”,是故,孔教乃重人道、优于其他宗教之“特别宗教”。其次,陈氏论证“教”之界说,认为“孔教之经传,其确定教之界说者,莫著于《中庸》,《中庸》曰:天命之谓之性,率性之谓之道,修道之谓之教,此教之定义也”。据此“评论孔教,则孔教之为教,铁如山,不可动矣”。最后,陈氏指出孔教具备基督教所具有的宗教要素,诸如教主、上帝、教堂等。(注:陈焕章:《孔教论》,《民国丛书》第四编·2·哲学·宗教类,上海书店,1989年。)要之,孔教就是宗教。
此外,孔教会人士还从征诸宗教的不同定义以论证孔教。如张东荪认为确定“孔教果为宗教否”,“在宗教之定义”,张氏考证康德、斯宾塞、赫胥尼等人对宗教的定义,概括出作为宗教的四要素,而孔教具备此四要素:宗教所谓之神、信仰特质、道德特质、宗教代表之文化特质。(注:张东荪:《余之孔教观》,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5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5036-5038页。)又如,张尔田以信仰者之多寡为衡量标准,认为自民国创建以来,“上自开国巨公,下至贩夫走卒,无一敢以非圣诋孔者,此心同,此理同也”(注:张尔田:《孔教五首》,《甲寅杂志》第1卷第3号。)。因此,孔教是宗教。

第二,部分在华的外国人及一些颇有影响的传教士也拥护孔教,如俄人盖沙令,英人麦禅原、庄士敦,德人费西礼、卫西琴,日人有贺长雄及传教士李佳白、李提摩太、花之安、狄考文、卫礼贤等。其中以庄士敦、有贺长雄、李佳白等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庄士敦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学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孔教固中国原有之国教哉!”故孔教于中国,非他教可比,“外教无论如何优美,亦不可与孔教并峙于中国”(注:庄士敦著:《中国宗教之将来》,钱智修译,《东方杂志》第10卷第9号。)。

而有贺长雄则认为孔教“尊祖祀天,不言神秘甚密之义。而于人伦则至纤至悉,郑重周详,是故伦理者乃中国文明之精华,为西汉以来二千年间政教之基础,其浸润于国民意识甚深,其支配国民精神之力极大。居今而言保守,不但须将通国之中所有被服儒术,崇奉孔教者总为一团体,由国家公认而保护之,且于宪法特著明文,以此为国家风教大本”(注:有贺长雄:《宪法须规定明文以孔教为国家风教大本》,经世文社《民国经世文编》交通·宗教·道德卷,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0辑(498),台湾文海出版社,第5094-5098页。)。主张定孔教为国教。
第三,军阀如张勋、阎锡山、吴佩孚、张作霖、冯国璋等地方势力派,也坚决拥护孔教。

1912年,张勋曾向袁世凯呈文(注:张勋:《上大总统请尊崇孔教书》,《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呼吁尊崇孔教。尔后,张勋利用在徐州召开的13省督军联合会议,请康有为拟致黎元洪及国会的电文,称中国“千年之历史风俗,举动行为,人伦日用,皆受之于孔教,与之化成国魂……”(注:柯璜编:《孔教十年大事记》第8卷,太原宗圣会,1923年。)。而在国教运动中,张勋更是不遗余力、屡次上书请定国教;阎锡山也通电赞成孔教,并拟具体而详尽的尊孔方案致电袁世凯(注:《山西都督呈大总统祀孔典礼文》,《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8号。),也可谓煞费苦心;吴佩孚不但手创孔教会组织,且在其数次公开讲话中均表示孔教是宗教。

此外,当时一些组织也支持孔教,如世界宗教会,其简章就明确指出孔、佛、道、耶、回都是宗教,只因产生在不同的地域,而导致“孔佛操戈,耶教对垒”(注:《世界宗教会小引》,《东方杂志》内外时报栏,第8卷第11号。)。另有一些舆论也支持孔教,反对以有无宗教仪式判断孔教,“举凡足以陶铸一民族之道德,维系一民族之风化,范围一民族人民之精神者,即无不足为一民族之教”,而孔教正具有以上功能,故孔教虽无宗教形式,“亦无害其为教”(注:Cyz生:《宗教论》,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6号。)。

    二

孔教是宗教,褒者众,贬之者也不乏其人,此构成了与孔教对峙的另一阵营。该阵营人员构成较前者更为复杂,反对之理由也不尽相同,略为以下几类:
第一,部分主张保存民族文化的人士。时国学大师章太炎即是非议孔教、颇具影响之代表人物。1897年,当“梁卓如等倡言孔教”时,章氏就“甚非之”(注:章太炎:《章太炎先生自编年谱》,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3页。)。1912年,章氏在国学会的讲学处墙壁上贴通告(注:章太炎:《示国学会诸生》,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697页。),宣称与孔教会划清界限,并明确指出“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反对孔教是宗教。
章氏亦从根本上否认康、陈宣称圣人以神道设教的观点,认为“《易》称圣人以神道设教,斯即盥而不荐禘之说也,禘之说孔子不知,号曰设教,其实不教也……”驳斥孔教会“创教”的依据。此外,章氏以为从古文经的角度出发,以为六经皆史,“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献、振学术、平阶级而已”,而不是教主(注: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688-692页。)。故有学者以为,民初“儒家是否为宗教的辩论,是清代今古之争的继续发展”(注:董克武:《民国初年孔教问题的争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2期,第206页。),而今古文之争确随着孔教之争又重新燃起(注:艾恺:《梁漱溟——以圣贤自许的儒学殿军》,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43页。)。时从古文经的角度反对孔教者,不在少数,如章士钊就属其中,章认为“孔子夙非教主,其言绝非教质”,“且口说所垂,删订所著,皆已转诸门人……至于岁时致祭,享以太牢,亦不过儒士趋跄,以尊其师,诚犹鲁班轩辕萧何之各得崇拜”,故孔教“本非教也”(注:秋桐:《孔教》,《甲寅杂志》第1卷第1号。陶庸:《孔教与耶教》,《甲寅》第1卷第3号。),显然是站在古文经的立场上,反对孔子是具有神秘思想的教主。

而身份颇有些特殊的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列名孔教会、参与国教请愿,却以文化守成主义者的身份非议孔教。因梁认为孔教之教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而所谓“创教”,在梁氏看来即是将儒家文化中的信仰功能,通过现代诠释,以在新政体下规范社会秩序。在孔教会举行的国子监丁祭上,梁即表达了此观点,希望通过孔教会成员遵守与践履儒学道德条文,成为真正的“君子”,以作为社会道德的示范。

第二,某些社会团体的反对。孔社是参与争论、与孔教会对峙的一个尊孔组织。孔社认为以宗教尊孔,反使孔教“狭之”、“亵之”,宣称“孔学之发达,自应以本社为权舆”(注:《孔社杂志》第1期。),其社长徐琪曾明确反对“以宗教推孔子”,因孔子之道已深入人心,贩夫走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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