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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衰歇

时间:2009-8-8 16:46:12  来源:不详

梁启超在分析清代学术思潮“衰落期”的特色时曾说:“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1]今天看来,梁氏此处关于学术思潮演变之外因的分析固然有所不足,但对其内在理路的疏理则仍不失较为深刻。确实,随着考据史学流弊的逐渐显露和唯物史观派的不断壮大,曾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歇。


一、考据史学的倾向及其流弊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还曾经深刻洞察说:“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2]的确,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古史辨派”和史语所三者,虽各自有其特点,然其“整理国故”的方法大多都不脱考据。[3]曹聚仁即言:“近顷之治国故者,虽取舍不同,准的非一,……其用力之所在,必不离于考订名物训诂诸端”。[4]他还将北大《国学季刊》视为“‘新考证学’的园地”;[5]胡厚宣同样也回顾说:“当时北京有所谓京派,讲切实,重证据,为新朴学,新考据。京派主要在北大,北大以胡适为翘楚,……表现在史学方面的是整理国故的国故学、疑古学、古史学。”[6]至于傅斯年,则更将史语所的旨趣明确定位于“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并且坚决声明“反对疏通”。[7]

从崇尚考据、反对疏通出发,“整理国故运动”自然呈现出一种“非哲学”倾向,这在傅斯年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27年,他就曾说:“五年前在欧时,见到中国之大兴国学、大谈其所谓文化,思著一小书,姑名为‘斯文扫地论’,其中章四:一、绝国故,二、废哲学,三、放文人,四、存野化。”[8]此前,他在致胡适信中也说:“我当方到英国时,觉得我好像能读哲学书,甚至德国哲学的书。后来觉得不能懂得德国哲学了,觉得德国哲学只是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现在偶然那[拿]起一部Hume来,也不知所谓了。总而言之,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都成石头了。我于这个成绩,也很欢喜。”他并且说:“中国严格说起,没有哲学,(多谢上帝,使得我们天汉的民族走这么健康的一路!)”[9]此外,他在致顾颉刚信中也表示:“我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10]

此后,傅斯年在1929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坚持认为:“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11]差不多同时,他在北大授课时也说:“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作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作如生物学、地质学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12]

傅斯年这种观点还深刻影响了胡适。[13]1926年8月24日,针对傅氏8月18日来信所言,胡适复函说:“这几年我自己竭力学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学,不看西洋哲学书,把西洋人的蛛网扫去了不少,自己感觉痛快……这一层我很得意。因为我是名为哲学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吃饭家伙丢了。”[14]1929年6月3日,胡适又在日记中写道:“哲学的根本取消: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了。一时不能解决的,如将来有解决的可能,还得靠科学实验的帮助与证实。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即使提出解决,也不过是一个待证的假设,不足以取信于现代的人。故哲学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15]另外,据钱穆回忆,胡适在1931年任北大文学院长时,“曾言其办文学院其实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16]

在傅斯年的影响下,胡适甚至放弃了使用“哲学史”一词。他在1930年撰《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一书,虽有意续其早年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但已不再以“哲学史”命名。到了晚年,他则坦率表明:“我个人比较欢喜用‘思想史’这个名辞,那比‘哲学史’[更为切当]。”[17]对此,他还曾解释说:“他(指傅斯年——引者按)不赞成用哲学史的名字来讲中国思想,而主张用中国思想史的名字。”[18]

至于顾颉刚虽出身于北大哲学门,却也同样主张:“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发展之后,自然会有人出来从事于会通的工作而建设新的哲学的。所以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19]

显而易见,国学门、“古史辨”以及史语所三者,尽管学术路向有所歧异,但都反映出一种“非哲学”的倾向。而由此出发,“整理国故运动”还进一步呈现出了某种“非史观”的特征。这在民国史学界盛行“史观”的潮流之中,映衬得尤为明显。[20]

例如,作为近代“新史学”的先驱,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曾阐述道:“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也。凡学说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1]时至1922年,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开篇也写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他同时还论证说:“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22]

又如,学衡派对于“史观”也相当重视。缪凤林在1921年便指出:“哲人史家各异其解释,遂成多种不同之史观。”[23]1925年,他还在《历史与哲学》一文中提出:“求历史之公例,实治史之一要图”;在他看来,探求历史公例虽然较为困难,但是“史家究不能以是而灰心,必将静观默察,深体明证,以求发见公例,以愈显史之用焉”。[24]陈训慈在1924年撰《史学蠡测》一文时也阐明:“人有个性,亦有公性,至有特变,亦多共通”,史学借助科学方法,“纵不能得万能之定律,要非无寻得公例之可能”。[25]而柳诒徵更是在《国史要义》一书中呼吁:“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进步,近人谓之历史哲学。……故吾人治中国之史,仍宜就中国圣哲推求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律。”[26]

再如,曾经以《历史哲学》一书名噪一时的朱谦之,也在1933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大纲》中说:“历史学的最大任务,即在于根据历史的一切事实来发现一切统辖人类发展之定律。”[27]1935年,他甚至还直接针砭道:“现代史学已经是从故事式的历史进到教训式的历史中,又从教训式的历史进到晚近的发展的历史;即在发展的历史中,现代史学又以所谓社会史、经济史为中心,而一说到社会史、经济史,则各种社会史观、唯物史观,不是很显看出这些史观的抬头吗?所以现在中国的史学界,只有最笨不过的傅斯年一派,才来反对历史哲学。”[28]

此外,常乃德也同样指出:“一个好的历史家决不是只会背年表就算完事,必须加上点哲学和思考作用。一部好的历史著作里面必然是有点哲学意味的。一个好的历史家必然有他自己的哲学,否则就绝不会写成一部好的东西。”[29]他还阐述说:史观是“我们人类对于过去自己所作成的历史的一种系统的理解”,也“就是人类对于自身造成的史迹的理法的考虑”,“历史事象并非绝对偶发或自由的,应该有法则和因果关系可寻”。[30]

由此可见,在民国史学界中,有不少学者十分注重历史哲学的建构以及历史公例的探求。[31]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反映了当时“史观”盛行的趋势。而在此趋势驱动下,何炳松“综合史观”、常乃德“社会有机体论”、朱谦之“生机主义史观”、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等各种“史观”,更是纷纷涌现。

当然,诚如巴勒克拉夫所言,“1917年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思想中的重要成份”。[32]在当时兴起的诸多“史观”中,唯物史观的崛起最为引人注目,其中尤以李大钊的贡献最大。

关于历史观,李大钊认为它是历史研究中最基础的部分。他深入阐释说:“历史观乃解析史实的公分母,其于认事实的价值,寻绎其相互连锁的关系,施行大量的综合,实为必要的主观的要因。”[33]因此,“史学家应有历史观,然后才有准绳去处置史料,不然便如迷离漂荡于迷海之中,茫无把握,很难寻出头绪来”。[34]他并且屡屡强调:“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35]“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他同时还进一步阐明了唯物史观“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36]

在此思想指导下,1919年至1924年,李大钊连续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圣西门的历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史学要论》、《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等一系列著述,极大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兴起与传播。

与此同时,一些新闻出版机构也开始介入了唯物史观的宣传。如1919年,《晨报》、《民国日报》陆续刊登了译自日文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与《唯物史观的批评》二文;1920年,《国民杂志》也发表了常乃德翻译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亦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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