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凡：《书评：<清华文史周刊专号>》，《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第1卷第9号，1932年6月。

[71] 闻一多：《匡斋尺牍》，《闻一多全集》第1卷，三联书店，1982年，第356页。

[72] 此据其弟子王瑶回忆，见王瑶：《念朱自清先生》，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三联书店，1987年，第41页。

[73] 《书评：<古史辨>第四册》，《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4月。

[74] 吕思勉：《丛书与类书》，《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63页。

[75] 当然，张、钱二氏也一向不局限于考据。1933年，张荫麟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中，便试图通过对传统历史哲学的“一一考验”，“抉其所见，而祛其所蔽”，建立起他心目中“比较完满之历史观”（《国风》第2卷第1号，1933年1月）。钱穆也曾自言：“余本好宋明理学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7页。

[76] 在此之前，钱穆在为《古史辨第四册》作序时，曾为考据辩护说：“一曰考据仅是整理旧知，无所新创也。……考据之事，极其至则发前人所未发，开天地之奇秘。……一曰考据琐碎，无关大体。此亦非矣。……非碎无从立通，碎非考据之终事，不足为考据病。一曰考据仅争故实，不明文理。然义理自故实生。……一曰考据家率尚怀疑破坏。其意怀疑破坏非经叛道，不如尊信守常，……怀疑非破信，乃立信。……或则曰：考据无用，我不知所欲用之何途。……若谓一民族对其自身历史文化之智识，尚复有用，则关于历史文化知识之考据，焉得无用。”钱穆：《古史辨第四册序》，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4－5页。

[77] 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57页。

[78] 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华冈学会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上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第27页。

[79]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44页。

[80]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页。后来，钱穆在《新亚学报·发刊词》中，仍针对“科学派”批评说：“高抬考据，轻视义理。其最先口号，厥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此派重视专门，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而在他看来，“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途辙”，《新亚学报》第1期，1955年8月。

[81] 钱穆；《致李埏、王玉哲》（1941年1月20日），引自李埏：《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敬悼先师钱宾四先生》，载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82] 蒙思明：《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责善》第2卷第18期，1941年12月1日。

[83] 朱谦之：《考今》，《现代史学》第5卷第1期，1942年6月。

[84] 常乃德：《历史与历史学观念的改造》，《常燕生先生遗集》第1卷，第234－235、225页。

[85] 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1940年），温儒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03、106、107页。

[86] 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95页。

[87] 陆侃如：《序例》，《中古文学系年》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该文撰写于1947年7月7日，不过此计划则立于1937年前。

[88] 陈垣曾在致胡适信中说：“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陈垣：《致胡适》（1949年4月29日），《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93页。

[89] 陈垣：《致方豪函》（1943年11月24日），《陈垣来往书信集》，1990年，第302页。此后，在1950年《致鲁思》、1954年《致佚名》等函中，他也谈及这一思想转变。对此，牟润孙曾评价：“自清雍乾以降，考据之学盛，史学即与现实脱节，绝不敢涉及当世之务，以远祸避害。时至民国，此风未歇，陈援庵先生独能起而变之，形式上依然不离考据，而著述之间则富有爱国之深旨焉。”《记所见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下篇，《思想与时代》第118期，1963年。

[90] 吴承仕：《本系的检讨与展望——对国一年级学年开始的讲话》，《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37页。

[91] 吴承仕：《关于华北的非常时期教育问题》（1936年1月14日），《吴承仕文录》，第163页。

[92] 吕振羽：《悼吴检斋先生》（1940年1月），《吴承仕文录》，第152页。

[93] 吴承仕：《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与井田制》（1934年8月4日），《吴承仕文录》，第70页。

[94] 吴承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对于丧服应认识的几个根本观念》（1934年3月20日），《吴承仕文录》，第13页。

[95]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1月16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4页。

[96]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1929年9月20日），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9页。

[97] 翦伯赞：《序》（1938年5月30日），《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98] 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翦伯赞著、王学典编《史学理念》，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99]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225页。

[100]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7－9页。

[101] 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页。

[102] 郭沫若：《跨着东海》，《郭沫若选集》第1卷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页。

[103]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序》，《甲骨文研究》，大东书局，1931年版，转引自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第39页。

[104]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29页。

[105] 余英时在评价胡适时就说：“他的‘评判的态度’，用之于批判旧传统是有力的，但是它无法满足一个剧变社会对于‘改变世界’的急迫要求。”《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983年3月18日），欧阳哲生编《解析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106]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1935年8月26日），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64页。

[107]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我与古史辨》，第158页。

[108] 顾颉刚：《致白寿彝》（1947年9月23日），转引自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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