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甚至连戴季陶、胡汉民等人也对唯物史观表示了浓厚的兴趣。1919年至1920年，他们二人分别撰写了《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孟子与社会主义》、《中国哲学之唯物的研究》、《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等文。这些文章虽然不无误解，但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

然而，面对着各种“史观”的蓬勃兴起，“整理国故运动”却无动于衷。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他们普遍否认历史具备客观规律性。[37]

傅斯年即曾说：“历史无定例，天演非一途，故论史事宜乎不可必，不可固也。”[38]他并且还提出：“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所以归纳是说不来，因果是谈不定的。”[39]胡适也一再指出：“史家的责任在于撇开成见，实事求是，寻求那些事实的线索，而不在于寻求那‘最后之因’”，[40]“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41]

第二，他们大多反对唯物史观的指导。

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胡适便表示：“‘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42]后来，他还曾批评说：“我不赞成一元论的史观，因为我没有见着一种一元史观不走上牵强附会的路子的。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有困难的时候，他就用‘归根到底’的公式来解围。”[43]而顾颉刚虽然声明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但他同时又说：“我感觉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内都渗入些。在分工的原则之下，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亦各当以其所得相辅助，不必‘东风压倒西风’才算快意。”[44]此外，刘节也说：“近来学者好言用唯物史观来创造新史，这也是螳臂当车的想头。……我们即使承认唯物史观是很有价值的历史方法论，然决不是一种不可变动的金科玉律；补苴罅漏乃是后学者的责任，何况我们有那么多的史料做后盾呢？……所谓‘求得因果’，‘以为资鉴’，都是社会学者的事，现在的历史家不负这个责任了。”[45]至于傅斯年，则更在为《史料与史学》撰写发刊词时申明：“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46]

不可否认，“整理国故运动”主张“非哲学”、“非史观”，其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反对空疏玄谈，这当然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30年代末，周谷城即曾肯定地说：“谓‘史学本是史料学’，至少有纠正空疏之弊的作用，故曰于史学界有益。”不过，他接着也批评说：“有益的话往往也有不正确的，谓‘史学本是史料学’，同时自不能不承认史料就等于历史。其实史料只可视为寻找历史之指路碑，只可视为历史之代表或片段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之自身。”[47]确实，因过于崇尚考据，强调“反对疏通”，所以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考据史学很快就显露出它的弊端来。

关于考据史学的流弊，台湾学者杜维运在检讨民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时，曾经精辟概括说：“在考据学风下，史学家容易陷在史料与枝节问题里面，而不能高瞻远瞩地看历史的发展，于是贯通性的史学作品极少出现。毕生研究春秋史，最后写不出一部春秋史学；毕生研究隋唐史，最后写不出一部隋唐史来。史学家耗尽心血研究出来的成果，只是零散的、割裂的，而不能融会在一部体大思精的史书里面。这应当是考据学风所留下的不良影响。”[48]

的确，由于缺乏正确史观的指导，“整理国故运动”往往仅仅拘囿于个别细小琐碎史实的考证，却不能总揽全局、贯通全史，更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这自然要引起一些学者的批评。

二、外界对考据史学流弊的批评

事实上，关于考据史学的流弊，早在有清一代，便已有所认识。章学诚就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49]他还深刻分析说：“近人不解文章，但言学问，而所谓学问者，乃是功力，非学问也。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教，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幽微，下启后人津迷，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今人误执古人功力以为学问，毋怪学问之纷纷矣。”[50]

即使是在所谓“汉学”内部，对考据其实也不无反思。焦循即曾讥讽道：“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并反对孙星衍将“考据”与“著作”区别开来，认为此乃“无端设一考据名目”。[51]凌廷堪也针砭说：“搜断碑半通，刺佚书数简，为之考同异，校偏旁，而语以古今成败，若坐雰雺之中，此风会之所趋而学者之所蔽也。”[52]段玉裁亦在晚年自我反省曰：“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53]

而在“汉宋”之争中，考据更遭到了崇尚“义理”的桐城派的强烈批评。方东树即曾专撰《汉学商兑》一书批评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54]沈垚也讽刺说：“夫小学特治经之门户，非即所以为学；金石特证史之一端，非即所以治史。精此二艺，本非古之所谓通儒，况但拾其唾余，以瓦砾炫耀耶！”[55]

不过，考据之学毕竟有其一定优长，何况章门弟子在北大的得势，主要便是依靠“考据之学”替代“桐城文章”而起。[56]缘此，考据学风更是在北大炽盛一时，从而不仅直接造就了国学门的风气，而且还深深地感染了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

在此期间，胡适虽也曾在《发刊宣言》中，批评清代学者“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57]但是他同时却又将“朴学”与所谓“科学方法”联系起来。而这在“科学”一词几乎占据了权威地位的当时，无疑更是扩大了“考据”的影响，使之成为众人“整理国故”的主要方法。对此，朱自清当时就指出：“胡适之先生虽是不以为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癖’一语括之。”[58]程千帆后来也描述：“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仍承胜朝之余烈，风靡一世。”[59]

当然，在此期间，也不断有学者对考据之学的流弊加以了尖锐的批评。1923年，《学衡》就发表文章说：“夫国学而仅以考据当之，陋孰甚焉。”[60]1925年，柳诒徵也在一次讲演中诚恳地告诫说：“考据的方法，是一种极好的治学方法。不过学者所应留心的，就是须慎防畸形的发达，不要专在一方面或一局部用功，而忽略了全部。所以一方面能留意历史的全体，一方面更能用考据方法来治历史，那便是最好的了。”[61]

时至20年代末，梁启超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这是自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他还针砭说：“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就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辑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去。我很忏悔。现在讲《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特别注重大规模的做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风气之意。”[62]

与此同时，王国维也对考据之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924年，正当胡适等人大力阐扬戴震之际，[63]王氏则针锋相对地批评戴氏“学问才力，固自横绝一世，然自视过高，骛名亦甚，其一生心力专注于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64]另外，据姚名达回忆，他就读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曾经“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推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说，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65]

时至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不断发展，考据史学的流弊也愈益显露。面对此“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的状况，[66]一些学者更是互相呼应，对此加以了大规模的反思。

例如，熊十力一方面肯定了胡适提倡科学方法“甚为紧要”，另一方面则对其“仅及于考核之业，……无可语于穷大极深之业”表示不满。[67]他直言道：“考据之科，其操术本尚客观。今所谓科学方法者行之。然仅限于文献或故事等等之探讨，则不足以成科学。”[68]陈啸江也说：“所谓史料，若就其性质而言，与供给其它科学实验或研究的材料，毫无二致。所以，把史料学认作史学本身的人，与把实验室里陈列的材料认做科学，是同样可笑的。”[69]

又如，围绕大学国文系课程设置一事，《读书》月刊曾经于1932年发表文章批评说：“近今学术上之考据之风大盛，即研究文学艺术者，亦惟以训诂历史相尚，而于文艺本身之价值反不甚注意。各大学国文系课程，往往文字训诂为重；其关于文学史之课程，内容亦多考证文人之生卒，诗文之目录，及其文法章句名物故事之类，而于文学批评与美术之品鉴忽焉。”[70]而闻一多也在1934年坚决断言说：“训诂学不是诗”。[71]至于朱自清，则更是将“把诗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而忘记了它还是一首整体的诗”的考据学者，称为“诗人的劲敌”，认为其特长是“把美人变成了骷髅”。[72]无疑，这些批评都是针对当时“北平的学术界充满着‘非考证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而发。[73]

再如，1935年底，吕思勉也评论说：“考据之学，有其利亦有其蔽；实事求是，其利也。眼光局促，思想拘滞，其蔽也。学问固贵证实，亦须重理想。”他同时还具体分析说：“凡研究学术，不循他人之途辙，变更方向自有发明，为上乘。此时势所造，非可强求。循时会之所趋，联接多数事实，发明精确定理者，为中乘。若仅以普通眼光，搜集普通材料，求得普通结论者，则下乘矣。此恒人所能也。”由此出发，他进一步反思：“近日之学风，颇视此等下乘工作为上乘，误会研究学问不过如此，则误矣！章太炎氏二十年前演讲，曾谓：中国学术坏于考据，拘泥事实，心思太不空灵，学术进步受其阻碍。此说，予当时不甚谓然。今日思之，确有至理。一切学问，有证据者未必尽是；无证据者，未必尽非。非无证据，乃其证据猝不可得耳。此等处，心思要灵，眼光要远，方能辨别是非，开拓境界。”[74]

此外，素以考据见长的张荫麟、钱穆，[75]此时也开始针对考据的流弊加以反思。[76]1941年，张荫麟在评价梁启超时即曾说：“实则任公所贡献于史者，全不在考据。……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77]他并且批评说：“史学界又往往徇考据而忘通义，易流于玩物丧志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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