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1925年12月30日），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第94页。

[5]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03页。

[6] 胡厚宣：《我和甲骨文》，《书品》1997年第1期。

[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4、181－181页。

[8] 朱家骅、傅斯年：《致李石曾、吴稚晖书》（1927年5月16日），《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01页。

[9] 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7、18日），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68、1264页。

[10]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选集》，第159页。

[11] 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1929年11月19日），《傅斯年选集》，第184页。

[12]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选集》，第192页。

[13] 关于傅斯年对胡适的影响，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一文论述甚详，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4] 胡适：《致傅斯年》（1926年8月24日），王汎森等整理《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3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310—311页。

[15]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1929年6月3日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9页。

[16]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第169页。他还说：“时适之在北大，已不授中国哲学史，而改授中国白话文学史”（同上，第167页）。关于胡适在汉、宋学之间的时常依违，陈以爱曾有深刻描绘，详参其撰《学术与时代》相关章节。

[17]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

[18] 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81页。

[19]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年4月20日），《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20] 关于民国“史观学派”概况，可详参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香港中文大学，1988年；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21] 梁启超：《新史学》，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6页。

[2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32页。不过，就在此年，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在该年底，他说：“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他还表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梁启超选集》，第810－811页。

[23] 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第37期，1925年1月。

[24] 缪凤林：《历史与哲学》，《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11月。

[25] 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4月（实7月出版）。

[26] 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3页。

[27]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第17页。

[28] 朱谦之：《历史科学论》，《现代史学》第2卷第3期，1935年1月。

[29] 常乃德：《历史与历史观念的改造》，黄欣周编《常燕生先生遗集》第1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26－227页。

[30] 常乃德：《史观的意义及其可能性》，《常燕生先生遗集》第1卷，第236、251页。

[31]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史观”都主张探求“历史公例”，如何炳松便说：“世之习史者，不谙史学之性质及其困难，妄欲以自然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因果，或欲以社会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常规。其言似是，其理实非。”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页。

[32] [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33] 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年5月），韩一德、姚维斗编《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5页。

[34] 李大钊：《史学与哲学》（1923年4月），《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83页。

[35] 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1923年11月29日），《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3页。

[36]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12、210、201页。

[37] 不过，顾颉刚例外。相对而言，他较为注重“义例”与“因果”的探求。

[38]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选集》，第107页。

[39] 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310－311页。

[40] 胡适：《答杨尔璜》（1932年4月27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69页。

[41]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1935年9月），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243页。

[42] 胡适：《答陈独秀先生》（1923年11月29日），《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160页。

[43] 胡适：《答杨尔璜》（1932年4月27日），《胡适书信集》上册，第569页。

[44]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1933年2月12日），《我与古史辨》，第158－159页。不过，顾颉刚同时也承认：“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他并且还认为：“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

[45] 刘节：《<古史辨第五册>序》，《古史辨》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2－3页。

[46] 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1943年），《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56页。陈述即曾对自己撰写的文稿“屡曾删改，仍狠涉史论之嫌”，参见陈述：《致陈垣》（1935年12月22日），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21页。

[47]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第2页。

[48] 杜维运：《史学与社会科学论集》，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

[49]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第524页。

[50] 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章氏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37页。

[51] 焦循：《与刘端临教谕书》、《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清]焦循：《雕菰集》，中华书局，1985年（据丛书集成初编本）影印，第215页、212－214页。

[52] 凌廷堪：《大梁与牛次原书》，[清]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第200页。

[53] 段玉裁：《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清]段玉裁：《经韵楼集》，《段玉裁遗书卷八》，（台北）大化书局，1977年影印，第14页。

[54] 方东树：《汉学商兑》，江藩等著《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第276页。

[55] 沈垚：《与张渊甫》，《落帆楼文集》卷八，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22页。

[56] 钱基博即分析：“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党；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学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傅道彬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

[57]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第4页。

[58] 朱自清：《那里走·我们的路》（1928年2月7日），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0页。

[59] 程会昌(千帆)：《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斯文》第3卷第3期，1943年2月。

[60] 孙德谦：《评今之治国学者》，《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

[61] 柳诒徵：《历史之知识》，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3页。胡先骕便曾回忆说：在当时“一般关于史学的研究，亦集中于史料或小问题之探讨”的风气中，柳诒徵却在东南大学力倡“史实之综合与推论，其精神与新汉学家不同”，胡先骕：《梅庵忆语》，《子曰丛刊》第4辑，转引自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7页。

[6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34－336页。

[63] 侯外庐就说：“整整一年期间，报纸副刊和杂志上几乎成为戴学的天下，在‘整理国故’的风气之下，戴学最为出风头。”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册，生活书店，1947年，第387页。

[64] 王国维：《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观堂集林》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580页。陈以爱在其撰《学术与时代》一文中，对王国维何以“攻戴”曾有十分新颖精当的论述。

[65] 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9页。

[66] 萧一山：《为清代通史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国风》第4卷第11期，1934年6月。

[67] 熊十力：《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并为林宰平祝嘏》，《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第28页。

[68] 熊十力：《读经示要》，高瑞泉编选《返本开新——熊十力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熊氏还说：“我深信读经之难，不仅在名物训诂。训诂弄清了，还不配说懂得经。这是我殷勤郑重向时贤申明的苦心。”《读经示要•与某报》，同上，第247页。

[69] 陈啸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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