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所著《国史大纲》中，钱穆更将中国近世史学划分为“传统派”、“革新派”、“科学派”三派，并具体剖析说：“‘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他并且还尖锐针砭“科学派”乃“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则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80]1941年1月20日，钱氏在致其弟子信中，又再次重申：“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81]

1941年底，应钱穆之邀，蒙思明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做了题为《史学方法在史学上的地位》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也严厉批评了数十年来“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考据外不敢谈史学”的状况，并强调目前中国史学界“需要有目的的考据，更精密的考据学，具特识的考据家。否则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鸿愿，永远是一个鸿愿而已”。[82]

与此同时，朱谦之、常乃德、雷海宗等人也对考据史学的流弊严加批判。朱谦之就曾说：“中国七七抗战以前的史学界，无疑乎均受兰克和瑟诺博司等考据学派的影响，所以竟有人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竟有人主张‘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历史似乎只有辨别古籍古物的真伪就完了。”他认为：“现代中国史学界的最大病痛，正是‘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考古耳’，误以为史学只是考古，所以读史只要蛮记史迹，而不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历史学当然只好是史料学了。”[83]

常乃德也澄清说：“考证的历史所努力的不过是发现史料，然而史料只是史料，决非即事实本身，也非即历史的全部。史料不过是原始事实留存到现在的片断化石，如同原人所残存的骨骼头颅一样，不能即认为足以代表原始事实的全部。史料是死的，原始事实是活动的，所以无论所得史料如何丰富，决不能从史料的排比上就能看出原始事实的真相。”他还分辨道：“大家误以为考证史料就算尽了史学的能事，所以越把工夫用到这一方面去，殊不知历史考订的工夫无论做得怎样深，充其量不过是对于史料的搜集鉴别上有点功劳，只能叫做史术，还不够称为史学。”[84]

雷海宗也观察到：“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有意无意间受了实验主义的影响，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机械、太简单。以史学为例：一般认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为历史的人，根本可以不论；即或是知道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的学者，也往往以为事实搜集得相当多之后，这道理自然就能看得出来，实际恐怕绝不如此。”而在他看来，“历史的了解是了解整个人格与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并非专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种知识”。况且，“中国的乱纸堆，二千年来堆得太高，若必要把许多毫无价值的问题都考证清楚，然后再从事综合了解的工作，恐怕是到人类消灭时也不能完成的一种企图”。因此，他疾声呼吁道：“有心的人，为何不抖去由堆满败简残篇的斗室中所沾的灰夹尘，来到海阔天空的世界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85]

显而易见，曾风靡一时的考据史学延续至此，已经不适应时势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预示着“整理国故运动”即将衰歇。

具体来看，“整理国故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衰歇，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阵营内部发生了人员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它难以抗衡唯物史观派的挑战。

面对迭遭物议的考据史学流弊，在“整理国故运动”阵营内部，也开始有人加以深刻反省。例如，曾经被曹聚仁誉为“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代表的陆侃如，[86]此时便意识到：“文学史的目的，在鉴古以知今。要达到这目的，我们不仅要明白文学史上的‘然’，更要知道‘所以然’。……所以我认为文学史的工作应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是朴学的工作——对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定，字句的校勘、训诂等。这是初步的准备。第二是史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情形，必须完全弄清楚。这是进一步的工作。第三是美学的工作——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这是最后一步。三者具备，方能写成一部完美的文学史。”他同时还忏悔说：“我自己很早就想研究文学史。可是经过若干年的探索之后，深深感到过去走过的路都不十分对。朴学的工作既不精确，史学的工作完全没做。因此，对于‘然’既仅一知半解。对于‘所以然’更茫然无知。于是我立下志愿，打算对中古一段好好探索一下。”[87]

又如，自言治学方法与胡适“很相近”的陈垣，[88]这一时期的治史路向也发生了很大转变。1943年11月24日，他致信好友方豪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89]

再如，吴承仕的转化更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身为章门四大弟子之一，却在30年代跳出了考据史学的窠臼，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影响。1934年，时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的吴氏，着手改造国学系。他认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当然不能抱残守缺，尽在故纸堆里讨生活”。[90]他进而还明确主张：“应该废除经院化的词章考据校勘学”。[91]在具体的研究中，他也“再不以其业师章太炎的衣钵为满足”，[92]而是尝试着运用唯物史观去重新研究经学和中国古代历史。他表示：“用一元论的历史哲学，从事于中国社会发展史中之某一部分工作，从实践来证明理论，这当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93]

作为“三礼”名家，吴承仕在阐释《丧服传》时说：“《丧服》的整个表现，无疑的是某时代某种经济社会的一个意识形态，换言之，《丧服》中诸条理，是宗法封建社会中一种表现人伦分际的尺度，同时即是后来研究古代亲属伦理的一个最适用的钥匙。”[94]这些研究结论，明显大大突破了考据史学的拘囿，上升到了唯物史观的层次。

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不少学者已充分认识到考据史学的流弊，他们的治学路向也逐渐有所转化，而这自然意味着“整理国故运动”阵营内部的成员流失与力量削弱。

当然，对“整理国故运动”构成直接挑战的，还当属唯物史观派的崛起。

如前所述，与“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几乎同时，唯物史观派也开始崛起。关于这一点，周予同在1941年所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即曾回顾说：“继疑古派与考古派而崛起的是释古派。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虽然也曾提出治史的三个目的为‘明变’、‘求因’与‘批判’；但疑古派与考古派究竟多只做到‘明变’的一部分工作，而没有达到‘求因’与‘批判’两个目的。……换句话说，疑古派与考古派只叙说历史现象之如此，而没有深究历史之所以如此；再换句话说，只是历史之现象论，而非历史之动力论。释古派便是对于这种学术上的缺点而企图加以补充。”他同时还深刻阐释说：“释古派所以产生或者由于社会的原因。从民八‘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形态极变幻的能事，许多知识分子因不安于现状而探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态及其本质，因而再追溯产生这现代中国之以往各期的社会的形态及其本质，而且想用一种理论以解释这各期社会形态之所以形成及其转变。”[95]

揆诸史实，早在1929年，郭沫若便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针对考据史学的局限提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须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他并且呼吁：“‘谈国故’的夫子们啊！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最后，他还表示：“现在却是需要我们‘谈谈国故’的时候。”[96]今天看来，这无疑是唯物史观派正式崛起及其超越“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份公开宣言。

在此后的研究实践中，郭沫若等人也十分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翦伯赞即曾解释说：“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何种研究，除了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了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没有正确的哲学作研究工具，便无从下手。”[97]他还指出：“不钻进史料中间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98]侯外庐也认识到：“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而高谈线装书里的社会性质，是跳不出梁启超、胡适‘整理国故’的圈套的。”[99]而郭沫若更是呼吁：“我们要跳出‘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100]他还说：唯物史观是“参破”国学种种“门关”的一把“钥匙”，他“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101]他并且还公开声明自己“谈谈国故”的目的，“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主义的适应度。”[102]

由此出发，唯物史观派非常注重社会性质的分析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探求。郭沫若就曾澄清说：“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泥于文字史地之学。”[103]这种旨趣显然符合了当时中国的时代潮流。据陶希圣回忆，在30年代初，“五四以后的文学和史学名家至此已成为主流。但在学生群众的中间，却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一个问题，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104]显而易见，由于“整理国故运动”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思想与精神的需求，[105]所以它最终难以与唯物史观派相抗衡。而当唯物史观“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106]、“风靡一世”[107]时，顾颉刚在1947年9月23日致白寿彝信中则不得不喟然感叹道：“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108]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页。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页。

[3] 关于民初考据风气之盛行及其演变，详参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桑兵：《大学史学课程设置与学风转变》（收入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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